絲路合作出佳片

　　第九十一屆奧斯卡金像獎不久前落下帷幕，在此前公布的入圍名單中，哈薩克斯坦選送的電影《小家伙》競爭“最佳外語片”獎項。雖未獲提名，但能夠站在奧斯卡的舞台上，與來自世界不同國家的電影杰作展開競爭，已經說明這是一部優秀的影片。早在去年5月，《小家伙》便入圍戛納電影節主競賽單元，並最終獲得“最佳女主角”獎項。在第五屆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和第二屆平遙國際電影展展映中，《小家伙》也贏得了觀眾和評委的良好口碑。

　　也許不為人知的是，這部影片是由俄羅斯、哈薩克斯坦、波蘭等“一帶一路”國家和中國共同參與攝制完成：俄羅斯導演、哈薩克斯坦演員、德國制作人、波蘭攝像師與中國投資人組成的國際團隊，攜手完成了這部講述在莫斯科打拼的移民的故事。

　　那麼，究竟是怎樣的故事吸引了“一帶一路”國家電影人通力合作？這部影片的成功，尤其對於一部小成本影片而言，又能給我們帶來怎樣的啟示？

　　首先是“拍什麼”的問題。俄羅斯導演謝爾蓋·德沃茨沃伊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這個年輕母親先遺棄、后賣掉自己孩子的故事，來自他在莫斯科現實生活裡的所見所聞。中亞五國在俄羅斯有數萬計的非法移民，在莫斯科，僅2011年就有250個嬰兒被拋棄在大大小小的醫院裡。為拍攝這部影片，導演採訪了很多當事人。導演坦言，他無法對此視而不見，“我們需要觀眾不隻通過電影來娛樂，我們需要嚴肅文學，也需要嚴肅電影，需要嚴肅的主題和故事”。我們可以從中感受到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那就是蘇聯電影藝術家對現實主義傳統和人道主義立場的堅持。

　　現實主義，意味著向生活要素材。而生活同樣涵蓋了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生活是真正的富礦，需要藝術家去深入開採。脫離了生活，電影就會變得虛假，矯揉造作。

　　人道主義，我們應當在新的語境下去理解這個詞。這是關於藝術家立場的問題，它並非一種簡單的、19世紀俄羅斯文學家立場的重復，它來自對人本身、對人性的真實關切。在當下語境中，沒有人可以孤立地成為一個個體，人類命運彼此之間休戚相關，任何一個個體都有可能引發“蝴蝶效應”。因此，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需求，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緊迫。

　　在謝爾蓋·德沃茨沃伊近乎自然主義的鏡頭下，我們的心被一個看起來毫不起眼，甚至身上有一堆“毛病”的弱女子一直揪著，以至無法呼吸。一名演員看完影片后說，他的胃部一直在抽搐。但觀眾又能覺察到，在冰冷的鏡頭之外，導演並非無動於衷，我們甚至能聽到他急促的呼吸跟隨著產后大出血的女主人公，在大雪紛飛的莫斯科街頭艱難前行。她用冰錐為自己鎮痛，卻不放過哪怕需要出大力氣的臟活、累活去賺錢。導演的態度其實無處不在。影片最后，女主人公從醫院跑出來，一路東躲西藏，隻為第一次或許也是最后一次給孩子喂奶，在女主人公痛徹心扉的淚水中，影片戛然而止。對於這部影片，觀眾不會覺得過於煽情，反而會有一種感同身受的痛感。移民問題並非某個國家、某個階層的個體問題，它是一個事件：各國電影人為這部影片通力合作，不正因為它與這個時代的重要話題密切相關嗎？

　　其次是“怎麼拍”的問題。《小家伙》和以往我們常見的“合拍片”不同。通常而言，合拍各方會預先“分蛋糕”，或為盈利，或為其他目的，而《小家伙》的拍攝則簡單得多。導演耗時6年拍攝這部小成本電影，直到戛納電影節開始才完成剪輯。其中的重要原因除資金問題外，竟然是因為導演不願使用人工景觀，堅持要等到莫斯科下暴雪，而偏巧莫斯科一連幾年都沒有下過大雪。對於商業邏輯佔主導地位的電影業來說，這樣的做法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這部影片距離導演的上一部電影、也是他的處女作《圖潘》已有十年之久。《圖潘》是關於大草原牧民生活的書寫，在冷靜、客觀的視角中持有一種對消費主義文化的思考與批評，同樣打磨得十分精細。這種精細的創作態度在如今實為罕見，也令影片在戛納電影節首戰成功。但在“十年磨一劍”的《小家伙》中，導演卻放棄了在《圖潘》中建立起來的詩意風格，勇敢進行了新的嘗試，即大部分鏡頭都是手持攝像機，以低角度，用一種接近私密的“跟拍”方式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