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秋天，我和妻子去了深圳。成都两年，我们再也不愿这样给人打工，尤其是给虽然慷慨却又变幻无常的内地大老板打工。深圳的动画工作室虽是香港阿Sean投资，但他人好，在美国学的工程，有着大家子弟的教养与温厚，告诉我们只要公司发展，绝对不会亏待我和妻子。然而公司发展得一点也不好。阿Sean的两个半唐番搭档，一个是香港影视红星的兄长，一个是心比天高的功夫艺人，都不是艰苦创业的材料。
但也正是在深圳，我开始写东西。网络出现不久，论坛无比红火。得力于多年兴趣和在澳门的那一点见识，我的半吊子影评很受网友欢迎，我也成了北大新青年网站电影夜航船论坛的“牛人”，出了一本影评集（我的第一本书）。妻子起初还支持我，公司陷入困境即将关门，我们的生存就成了大问题，两个人的差异也愈来愈明显。一切难以为继，我们只好各奔东西。那时，我对北京上海这样的“文化中心”还有幻想。夜航船一位网友，在北京一家民营影视公司负点小责，听我一说，叫我去那里工作。
2005年盛夏的北京很热。1986年，成都一家民营眼镜行老板带我来此学艺，二十年过去，我又到北京。尽管还喷香水，但我没穿套装。影视公司不大，在一处居民小区租了几间房子，有些简陋，但是他们跟CCTV电影频道往来，负责制作一个环球电影节目，出国机会很多。公司幕后老板，更是神秘人物，你从写字间那幅中共元老汪道涵的题字就能猜到。我这次来，不光见工，也应邀加入拍摄小组，去日本东京采访一个数字电影节；我那时着迷日本电影，正好客串节目策划。去日本的邀请函和签证还没下来，神秘老板又在欧洲公干，我在北京等了二十来天，借住一位单身网友租的房子。神秘老板一个年轻亲戚负责公司财务，找我聊过一次，含糊其词，也没结果。然后，老板回来了，年纪跟我差不多，神情举止，像个爱好文艺的军人或特工。但他也不谈我的具体工作和待遇，而是大谈他在欧洲跟随中国世贸谈判代表的风光游历；欧洲小镇很多中国游客，他有些自豪。好吧，那就先去日本。
日本十天，神秘老板带着我们只去了两次东京远郊的数字电影节，其他时间，我们忙着干私活，采访跟电影节无关的人物：日本导演、影评家和平民。中日关系不好，我们要大力宣扬中日友好：大概这就是神秘老板的神秘上司给他下达的神秘指令。最后两天，神秘老板撂开我们，去跟电影节组委会一个旅日多年的神秘中国女子见面。大家背后戏言：说不定他俩是同事或上下级，彼此通报工作。出门在外最能看人。远离体制多年，我不喜欢这位神秘老板的官味和颐指气使：他要求欢迎中国导演的小镇电影院挂出中式红幅；他不听组委会主席解释，坚持要拍不让拍摄的参展片花；他在JR线上脱下鞋子盘腿而坐；他不耐烦我对着影评家佐藤忠男问个没完……他大概也嗅出我身上的非体制气味，始终不谈我的工作和待遇。最后一夜，同行的两个女孩子去看东京塔晚归，神秘老板很不高兴，我虽没去，但他见到我时黑着一张脸。这份工，我宁肯不要。
跟神秘老板这番遭遇，让我想起我对体制的憎恶，一半源于我的家庭背景和工作经历，一半出自那些年我呼吸到的相对自由的空气。从澳门回来，我总是下意识避开体制，既不愿意回到从前“单位”，更不羡慕体制中人。但我那时仍然看不透，一心想进文化行业，以为只要避开官方衙门，像我这样半路出家的“文人”，虽无文凭，文字素养鉴赏能力至少不俗，在不那么保守的文化机构谋个职位并非难于登天。去北京之前一年，电影夜航船那位网友，向来看重我的论坛“地位”，把我推荐给他当过一阵娱乐版主编的《新京报》：我想去做读书编辑。这位网友跟我一样，也没做过纸媒，也是半路出家，用他的话说：我去那里十拿九稳。有他推荐，《新京报》一位小有名气的女主编来了电话，一问我的年龄，三十多岁，她立刻变声：他们的编辑都很年轻，我不合适。我有些哭笑不得，三十多岁正是黄金岁月，我居然成了老人。
这年冬天，我从深圳只身回了成都。除了香水，我把澳门那些年添置的所有套装留在深圳，就像是跟旧我告别，虽然我的初衷是把它们暂存前妻那里，以后再取，但我至今没取，前妻也许早把这些“行头”扔掉或送人。在成都，我继续写作翻译，继续想在京沪穗这样的“文化中心”谋个职位。如同那时我的文字还没脱胎换骨，我的想法仍然天真。回成都前后几年，我应邀做过几届《南方都市报》华语电影传媒大奖的评委和终审评委。这个奖并非官办，评委多为大陆和港台的知名电影人、影评人和媒体人；终审评委中，我几乎是唯一的民间影评人。尽管也是官媒，南都相对开明自由的风气让我很有好感。从深圳回到成都，我给报社一位编委（也是电影奖评委）打电话，把简历电邮给他，请他帮忙，看看有无合适的工作。我也拜托另一位评委，他是广州一家时尚与文化周报的执行主编，让他想想办法。北京一位网友，在官方通讯社属下的某份新闻周刊做记者，她也帮我问过南都，还说南都养得起我这样的人；经她介绍，我把简历传给报社一位负责人事的“中层官员”。全无回音。也许别人有心无力有力无心，也许这个体制根本看不上我这样的“野狐禅”，也许我真的老了。
但我还可坐等良机。电影夜航船另一位网友，那时在北大读社会学博士，正好认识一份著名文化月刊的运营总监。这份杂志民国就已创刊，复刊好几年，我一直爱读，喜欢它包罗万象闲散行文。杂志新近易手，改由北京一家民营图书公司编辑发行，当然刊号和“把关”，仍属原来的“婆婆”——国营出版社（当代中国并无真正的独立或民营出版商）。我和运营总监很快通了电话。他是北方口音，既不像体制中人那般哼哼哈哈，也不像一般文化人那样咬文嚼字，还没见面就跟我说他很“美式”，但是我们聊得不错。有可能到这份著名杂志做编辑，我觉得运气总算来了。对方也很开通，一听我跟他差不多岁数，没文凭，也没做过编辑，并没觉得我不合适，反而说这是做事的年纪。毕竟，我在“文化圈”的边缘也混了几年，出过书，做过评委，还有不少文章发表。谨慎起见，运营总监让我去趟北京面谈，路费自理，但他可以包我两三天的住宿。
我坐火车去了北京，下车直奔北大校外的蔚秀园。编辑部在一个小院，不像衙门式文化“单位”，没挂招牌，也没门房。那是初秋午后，院内树木葱郁，很清幽，还有鱼池。杂志总监坐在树下等我，他喝袋泡Earl Grey，给我沏了清茶。比我稍高，比我壮实，一头并不刺眼的花白，架着眼镜，言语神情有点讥诮，他果然“美式”，很快告诉我他是山东人，学理工出身，半路出家做书做杂志，跟海内外华语作家、文人和学者周旋。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来过这个小院，谁谁谁也来过这里。但他并非炫耀，而是话到嘴边脱口而出。他说自己有点“匪气”，看不起那些表里不一故作清高的文人：“有些人看到金子两眼就会发光。”做民营出版很难，接手这份杂志，人为障碍很多，他硬是一期一期自己编了出来。他有点毒舌，说到兴起，还会夹带国骂。我不敢说初次见面我们聊得很投机，但是感觉气味相合，我也很快抛开自身残余的中式城府。那天下午，我们没有太多聊到我的工作，他问起我的要求，我开了一个价，他不置可否，只说我得熟悉编辑业务。当然，编辑业务并非难事，只是时间问题。
接着两三天，我又去了几次小院，参加他们的编辑例会，看他的写字间挂满摆满他去中东等地旅行带回来的各类纪念品，听他向路过小院顺带作客的某位中年学者介绍我，说我是个才子。他给了我一份编辑条例，让我好好了解。奇怪的是，他开始强调编辑工作专业，似乎不太看好我能很快胜任。我后来想，或许这是借口，他可能觉得我的开价有点高，但又不好一口拒绝（出版业薪水本来就低，何况他们是民营）；他可能还觉得，心高气傲的“才子”，通常做不了替人作嫁衣裳的小编辑。他也坦言，怕我来此只是“镀金”，摸清门路就会另起炉灶，挖走这本杂志的诸多作者；他显然不信任我。我竭力辩驳。临走前，在他的办公室，我们几乎吼着说话，他让我回去再想想，也让我把写的东西传给他看，如果合适，杂志可以发表。然后，我又坐火车回了成都，感觉自己白跑一趟。
附记：运营总监没有食言，我很快成了这份月刊的作者，频繁发表文章，直到2013年初，杂志突然停刊，这家民营图书公司租赁的小院也很快归还原主。虽然最终没去做成编辑，我俩却慢慢成了可以说说真心话的朋友。那年初见，他向别人介绍我是“才子”（我倒从未以此自居），我以为他是客气，但他的确欣赏我的不少文字，时常电话约稿，还把我的有些文章放在刊首。在一份海内外“名家”荟萃的文化杂志，我是既无来头也无尊位的无名之辈，他的作风的确“美式”。写稿收入虽不稳定，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杯水车薪也能减轻负担。
随后十年，我们见面不多，成都，大理，更多还是不时通通电话。我最记得有一年在成都，我俩，还有他的一位女性副总经理，去四川大学探访一位同为杂志作者的海归教授。年过半百的教授研究后现代文学理论，听说我是自由撰稿人，感慨这个年代，只要一听有人自称自由撰稿人，他就肃然起敬。教授随即问，他们为什么不把我也纳入麾下。副总经理答说：“我们养不起他。”这倒不是戏言。尽管彼此境遇仍有差异，尽管最初他让我碰了钉子，但是，就像杂志即将停刊那阵，他在电话里告诉我：“我们是一样的人。你卖字维生，我卖纸维生。”在这个貌似多元的“文化圈”，无论主动被动，不向体制投降，也不趋炎附势，真正的独立者为数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