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先后发布，这意味着，未来，我国将形成“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大小城市协同发展-特色小镇-乡村振兴”的战略格局和全尺度空间组合链条。
不论是大湾区式的城市群，或是以1小时通勤区为界的都市圈，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打破单个城市独立发展所面临的局限，以多个城市的合力，形成规模经济，促进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
那么，在都市圈或城市群要如何真正激活规模经济，使得区域内的要素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看看，生产所需要的三要素（人口、土地和资本），在单个城市发展中面临怎样的问题。
消失的人口与资本红利
在人口方面，比如广州、深圳两大城市，2018年末常住人口分别达到1490.44万人、1274万人，分别较上年增长40.6万人、21.2万人。在北京、上海人口出现下滑的情况下，广东这两城是全国少数人口仍然在高速增长的经济发达城市。
但根据两地政府的规划，人口的增长空间并不算大。《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草案）提到，2035年广州常住人口规模将控制在2000万人左右。《深圳市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到，到2020年，全市人口发展预期目标为1480万人。
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自2017年以来，中国许多城市出现争抢人才大战，包括深圳、广州等城市都放宽了落户的门槛。但如果从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比例上，我们可以发现，在2008年到2017年的十年间，广州的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不升反降，这一比例在2017年末仅为61.93%；而深圳虽然这一比例在十年间上升了11.22%，但其占比始终处于低水平的状态之下。2017年末该比例仅为35.58%，远低于珠三角其他城市比例。
图 1：珠三角部分城市最近十年户籍/常住人口变化趋势
这意味着，虽然这两城市的常住人口不断增长，但真正能获得两地各种社会福利的人口比例并不高，也就意味着这些人群很容易流失到其他城市。在全国人口流动出现变化，而生育率不断降低的背景之下，这样的城市未来势必面临着劳动力增长放缓导致供给不足的问题。
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同时，资本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随着城市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城市的资本形成也将受到影响，呈现出放缓或是下滑的趋势。尤其是经济越发达的城市，这种趋势越是明显。
以广东珠三角九城为例，近年来，广州、深圳及东莞在九城中的资本形成率最低，均低于40%。而在2006年以前，多数时候高于这一水平，其中东莞更是长期保持在50%以上的资本形成率。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诸如珠海、惠州等其他城市，其资本形成率则不断提升。
图 2：珠三角部分城市历年资本形成率发展趋势
由此可以看到，大城市和二三线城市之间的区别。大城市的资本未来很难像早期一样源源不断地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动力，会受到消费的抑制。而在中小城市，资本仍然有很大的积累空间。
区域统一规划：让人、物、资金自由流动
在土地问题上，类似的现象也同样存在。长期以来，在“控制大城市人口、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思路的指导下，土地供给向三四线城市倾斜。换句话说，在人口整体向大城市集聚的前提下，三四线城市在土地方面仍有相当大的供给空间，而大城市在土地资源上却面临较多限制，供不应求。
但问题是，这样的思路与目标是否可行？恒大研究院任泽平的团队，通过采用近百年的跨国数据，涵盖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印度、巴西、中国等不同类型国家，研究发现，除了德国等少数国家，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都在持续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人口平均分布和区域均衡发展是个伪命题。
图 3：美国不同城市规模人口占全美的比重（来源：恒大研究院）
也就是说，人口的聚集是必然的。任泽平认为，“由于规模效应、交易成本、物流成本等，大多数产业具有集聚效应，服务、高新技术、金融、制造等更明显，人随产业走，人口自然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向经济更发达、收入水平更高、更能提供就业机会的地区流动和集聚”。从珠三角九城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呈现的正相关性，也可以得到印证。经济密度越高的城市，其人口密度也越高。
图 4：2017年珠三角九城经济密度与人口密度相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