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深水区的攻坚克难中，政府部门架构需有伤筋动骨、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关键词是“大部制”与“扁平化”。
这将是以合理、充分的精简机构、减少层级相结合来配合政府职能转换，形成使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制度建设，可显著降低行政成本、提升行政效率，从而提升政府公信力与合法性，增进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这也构成体制内公职人员充分合理加薪的一大前提。
关于中国政府部门改革,我认为在提炼改革内容方面应强调就是这两个概念：“大部制”、“扁平化”。中国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这些年的攻坚克难如履薄冰、困难重重。我始终认为中国政府部门的架构需要有一种脱胎换骨、至少是伤筋动骨的改造，这方面“大部制”已经研讨多年，“扁平化”在中央过去文件里实际上也是早已经作出要求的取向。“大部制”和“扁平化”合在一起，要让政府的架构符合精简、高效原则，减少信息不对称，产生降低行政成本等等这样的正面效应，来配合政府职能转换，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在市场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后面，紧跟着要求的“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是迫切需要制度建设的，我理解现在所说到的政府部门架构的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实际上是中国完成改革决定性任务、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来提供有效制度供给方面绕不过去的坎。
大家都意识到实际生活中行政成本高、行政效率低，而且政府的公信力、自然法意义上的合法性方面方面受到了挑战等等问题。为了增进公共利益，即理论上所说的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制度建设是根本的层面。
如果从中国生活中的现实矛盾来说，体制内的几千万人中，公务员不到一千万，但是参公和实际上按照公务员体系来加以管理的体制内人员，至少是四千万左右，有好几千万人的行政事业单位，施加了大体与行政体系一样的管理规则的体制内人员。此外还有离退休人员、还有军队武警等等，加在一起的数量就更大。
这些体制内的公职人员，大多面临非常纠结的情况——多少年前在京城就碰到了一个现实问题，王岐山同志当北京市市长的时候，下决心学南边广东等地，把北京市所有机关的薪酬来一个“阳光化”：“3581”。“3581”在北京的推行，是指工资最高档在市级，大约1万块钱一个月，司局级8千，处级5千，科员3千，其他五花八门暗中的东西统统拿掉。北京市做下来以后，据说法院检察院的实际水平是下降的，另外一些单位的实际水平上升，还有约50%是不变的，大概是这么一个交代。这个在广东、长三角一些地方先做了以后北京跟上做的事情，合理不合理？听着当然合理。这使体制内人员的待遇体现了符合于大概公平取向的调整和改进。但同时矛盾就来了：在京城还有中央机关人员，中央机关跟北京市机关的生活环境、物价环境没有什么区别，那中央机关这些人的工资改不改，怎么改？矛盾非常突出。当时财政部的部长金人庆同志在全部大会上说了，这个事情大家要想明白，财政部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财政部自己，财政部如果想调整自己的人员待遇，首先要考虑中央机关敢不敢动，中央机关如果敢动，首先就要考虑全国所有类似体制内的人员，他们的待遇敢不敢动？没有任何办法，眼睁睁看着北京“3581”，这边就没有办法，中央机关学不成“3581”。到近几年，虽然有工资的向上调整，但是中央机关的干部实际收入可能比北京市还是差一大块，司局级北京市如果是8，这边也就是4或者5。大家掂量掂量，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央机关的司局级人员，他周末随随便便敢上街吗？带着家里人上两趟街，工资就用光了，怎么过日子，怎么过体面生活？
接着就得追问，为什么这些年来公职人员要加薪始终就不敢动？我观察，我国综合国力已提升了，不是绝对没有加薪的可能财力，就是觉得向社会不好交代。如果理直气壮地给体制内人员加薪，前边应有本应做起来很漂亮的事情，就是实行“大部制”“扁平化”改革，像模像样的方案公之于世，还可以征求社会意见大家讨论，政府机构瘦身、消肿之后，职能怎么优化，跟社会说清楚——比如部门职能将聚焦在规划、政策设计和优化，必要的审批将收缩到最低限度。有了这样的改革，政府公信力的确立应该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可以给体制内工作人员薪酬水平提到与社会平均工资相比中等偏上的水平，而且还可以结合香港和其他一些地方的行政体系已有的经验，配上在住宅、养老、退休待遇方面的优惠，但同时有非常清晰的约束：如果在职业生涯里出现违规，以后所有预期的待遇一风吹了。这是较好的改革所应该达到的目标：既提高了整个行政系统的效率，又降低了行政成本，还体现了对体制内的人文关怀，阳光化地让他们得到应有的待遇。所以大部制、扁平化改革这是一个大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