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美经济增长各自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国内，金融去杠杆、经济增速下降、股权质押等各类宏观、中微观风险考验着执政者的“拆弹能力”。当前，在一系列政策助力下，各类经济指标有所好转，股市更是自去年年底以来迎来瞩目上涨，风险似乎有所缓解。
回顾历史，市场上总存在着一个“危机魔咒”，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市场行为和政策松紧时不时受到它的紧缚。认识什么是真正的危机，需要把握两点：第一，资产估值的波动落入“陷阱”，进退失据；第二，危机中风险的流动无法有效控制。
基础资产的价值重构与风险流动
Ray Dalio(达里奥)把危机与经济周期相对应，给出了宏观层面对风险的简单解释，我们可以理解为：危机伴随着经济周期呈现回归。微观层面上，风险的变化其实更加好判断——供求关系规律被打破，基础资产价值会发生重构。我们把它称为伴随着周期发生的“资产估值陷阱”。金融周期与风险的变化，总会落入到对资产价格的错判中。只不过，资产价格重构在不同类型的金融风险中带来的效应有所不同。
例如，1980年代发生的储贷协会危机中，为了与其他金融机构竞争，美国储贷协会激进地扩张投机性经营，其资金投向信托业务、商业贷款、垃圾债券、房地产等各种资产类别。1986年的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德克萨斯等地收入骤降，从而引起资产价格暴跌，进而导致储贷协会投资标的的估值被“向下”重构。最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无力支付储贷协会破产后的投保存款，大量储贷协会破产。又如，1995年到2001年的美国互联网“泡沫”中，伴随着互联网企业估值的疯狂上涨，新增的资金“供给”(一级市场上是风投资金，二级市场上是大型基金)突然失速，资金的边际收益趋减；同时，互联网企业的资金“需求”却仍然不断攀升。直接导致一级市场互联网企业估值缩水，二级市场与一级市场价格形成倒挂。最终，“泡沫”在高位价格无法持续的下跌过程中破灭。
而金融创新在面对危机时进退失据，这是为什么？从创新角度来看，通过使用保险、风险缓释工具等方法，金融产品提供了对投资者的相应保护。但是从“资产估值陷阱”的视角进行分析，金融创新证券化方式就是不断地对基础资产进行“嵌套”，这种方法实际上加剧了风险流动和传递的可能。风险的流转遵循“木桶理论”，会自然流转到承担风险能力最弱的部门。
资产估值“陷阱”与风险流动的2008年版本
2008年金融危机前，美国房地产市场估值被不断推高。后来的研究者都反复注意到过这个现象，并将此视作危机爆发的原因。二战以前，伴随着美国人口的不断上升，美国房地产价格始终处在上升轨道。在将近80年的时间里有五次比较明显的下调，最近的两次都和金融危机关系密切。其中，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美国房地产市场在经历短暂调整之后，开启了历史上增长速度最快的房地产周期。当然，之后的房地产市场也开启了历史上最疯狂的价格下跌。
房产估值在伴随风险和危机中被重构。金融危机前，美国大量的抵押贷款公司为了谋求更高利润盲目发展市场，有意或者无意地忽视客户的风险承受能力，将大量的住房抵押贷款发放给低收入或者无收入的群体。同时，激烈的市场竞争开启了市场的“击鼓传花”——贷款利率越低，越是能够赚到钱。而危机就在两个条件满足时爆发了。第一，借款群体的收入无法支付按揭款；第二，抵押物房产的价格开始下跌。这两个条件相互关联，从根本上来看，供需关系发生反转变化，无法支撑房产价格继续上涨。房产的预期估值由于没有更多有能力的人承接而发生了变化。在房地产市场的扩张期，这类做法的风险并不大。原因是债权人拥有房屋的抵押赎回权，而房产价格始终处于上升通道。但是，一旦市场过热，资产价格超出市场承受水平，风险就逐渐产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案例中，承受最大风险头寸的不是投资者，也不是金融创新产品的基础资产权益人，而是广大房屋的屋主和租户。
明确的政策法规是对抗不确定性的重要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