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赵宝刚导演新剧《青春斗》以豆瓣4.7评分收官，由《奋斗》开启的“斗系”配方显然是失效了。批评的声音主要集中于，《青春斗》是一种根植于偏见的对90后青春的想象式生产：所谓的“奋斗”仍然是依靠富二代初恋男友支持的“伪励志”，一旦男友不能满足她便通过“作”的方式使他让步、成全——或曰这是“50后在戏谑中误读的90后”。
可以说《青春斗》的问题折射的也正是国产青春剧的一个普遍困境：“青春”的命题与时代紧密相连，而代际之间的差异、误读与偏见如此之深，青春题材的类型剧是否还可以“破圈”、被不同圈层的大众所共享？
成长有着各自不同的面孔，青春剧内部也有细微的区分
青春剧这一类型常为人诟病之处主要在以下几点：堪称“剧抛”的廉价叛逆；以桃色与血色元素直戳生理刺激，油腻、肿胀的荷尔蒙扑面而来；将不明所以的恶意、撕扯、矛盾和狗血在生产线上加工，并形成一种别扭的价值观——“真正赋予青春意义的就是疼痛”；其间还夹杂着类似“坏小子才惹人爱”“长得好看的人才有青春”的以貌取人等问题。内里的匮乏催生了叙事的苍白塌软、角色的哗众取宠和浓烈的剧情冲突，量产的青春片就这样把廉价、虚假的多愁善感兜售给数百万患情感饥渴症的看客们。
在招致舆论批评后市场又迅速自我调整，以网剧为主阵地的青春剧多转向“小清新地平庸着”路线，但总体而言相对单薄且受众十分垂直。其中，想同时收割电视剧+网剧观众的《青春斗》则处于一个更为尴尬的位置：叙事跟不上野心，情节模式仍停留在十年前，过时并狗血。从《奋斗》到《青春斗》，赵宝刚式的青春话语延续着“作”叙事——“作别人不敢作，做我们不敢做”，这仿佛植入了一种偏见：普通人的青春是不值得过的。因此有观众痛斥：“作为一个自懂事起就努力按规则过活的人，我实在无法感同身受”。
在文艺作品中，类型的意义不仅代表着商业意义上模式化的生产，还意味着某命题在与受众互动中的一种“生产性”，即可以引发这一类型固定受众的共鸣，进而处理这一群体的核心关切与欲望的满足。所以，尽管挣扎与成长被指认为是青春的母题，但就青春剧这一类型而言，其内部其实也有细微的区分，成长也有着各自不同的面孔。
作家王朔就曾困惑地问他1988年出生的女儿，“你们究竟每天有什么事可烦恼的啊？”女儿告诉他，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困境与苦恼。根据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中所论述的，当下的社会已经走过“前喻”文化——“未来复制过去型”，成年人的过去就是新一代的未来，正在经历“并喻文化”——年轻一代互为榜样，逐渐走向“后喻文化”——老一辈向年轻人学习。处于社会转型期，老一代的经验难以覆盖新的现实，权威也就逐渐瓦解、代沟由此产生。
经验的巨大差异性同样投射为叙事模式上的代沟：过去文艺作品中的青春话语是一种宏大叙事，被艰苦生活环境紧逼所磨出的粗粝神经，对人们提出的要求是吃苦忍耐，进而炼化这种苦情与“伤痕”并赋予其意义；但当社会物质极大发展，现在的一代人不再忙于自保，他们有着“分辨率更高的痛感”、有着更纯粹的梦，和要为自己而活的生活。这种观念上的撕裂与沟通上的鸿沟直观的表现即是《我的青春谁做主》：50、60后一代，与自我意识日渐凸显的“我的青春我做主”式张扬与叛逆，侧面地将70后的“疼痛”压抑、略写、带过，成为故事的一块边角。
即便看似同处一阵营内的80后与90后，其青春面孔亦已相去甚远。80后的青春以《致青春》为典型代表，原著小说原本名为《致我们终将腐朽的青春》，后将“腐朽”改为“逝去”，感情浓度被调低了，但伤感的基调仍在。80后的青春故事在呈现上通常是一种“双城叙事”：将校园/社会作为故事中并置的两个空间，在时间的延长线上则呈现为一种人工断裂——主人公的成人期与少年期是被整齐切割、并不连续的，青春期越是恣意无悔、成人期便越多妥协克己，巨大反差所形成的断裂正是“青春症候”，青春里有的过错铸就了错过。
如同《忽而今夏》的片尾曲中所唱：“拥有全世界却丢了你/想用全世界/换回一个你”。与其说是感念恋人，不如说是伤感那个被阉割的自己。“追悔”是永恒的主题，但其所怀念的不仅是青春里走散的那个人——与“全世界”不可兼得的“你”，更是对走向成熟需付出代价的一种修辞。观众追完剧哭一场，是一种属于自己仪式式的祭奠，而怀旧则是对现实难如人意的一支麻醉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