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人类精子库，招募来的捐精者先后在接待室与咨询室就捐赠事宜进行交流与简单面试后，便被带往旁边的取精室。这个不足5平方米的房间，只有一张沙发和一张小桌子。志愿者取精之后将精子标本通过小窗直接传递到实验室，精子检验合格的志愿者还要进行多项体检，以确保没有遗传病、性病与细菌感染等问题。
通过层层筛查后，捐精者正式进入捐赠流程，他们需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在七八次捐献中，完成大约20ml或40管精液的采集。所收集的精子，经过处理、编号后，放入零下196度的液氮里保存。半年后，当捐赠者再次进行HIV检测并呈阴性时，一次完整的捐献才算结束。储藏室里看起来不过是几十个墨绿色的大铁罐，却容纳了几万份随时可以复苏等待孕育生命的精子。
尽管北医三院的精子库是2016年正式运行，但依托该院在全国排名第一的生殖医学科，这里的精子库业务飞速发展。然而，对于国内那些有生育意愿的人群来说，由于政策与法律上的一些障碍，精子库的存在可能只是望梅止渴。
供大于求与“精荒”同时存在
中国大约有3000万对夫妇饱受无法生育的困扰，在适龄夫妇中，不孕不育的平均发病率在10%~15%之间。但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姜辉强调说，这已是20年前的数据，如今，受晚婚、食品健康问题、生活快节奏与长期加班等因素的影响，尽管还没有更新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大家都感觉不孕不育的发病率在一路攀升。
因男性原因致使不育存在多种情况，比如精子活动力不够、精子畸形、输精管堵塞无法正常运输精子到输卵管等。在诸多因素中，大约10%的男性不育都源自药物甚至手术都无能为力的无望情形——睾丸不产生精子，就像姜辉说的，“地里没有种子，你是没有办法的。”此时，便是人类精子库里那些0.5ml一小管的冷冻精液登场的时候。
第一个人类精子库的成立可以追溯至1960年代的美国，那时候捐赠精子是大学生快速赚笔零花钱的小营生，直到20年后艾滋病开始流行，精子银行被迫逐渐走出不规范的灰色地带，伴随大量检测和筛选而来的高成本，医疗机构开始退出，由商业机构取而代之。几乎同时期，中国的人类精子库开始在湖南、北京等省市落地。根据国内规定，中国的人类精子库严防商业化。
一对夫妇要使用精子库的精子，生殖中心要求男方在男科进行睾丸穿刺检查，确定他没有生育能力后，同时要为女方进行检查，以决定采用何种生殖辅助方式受孕，夫妻双方还需签署承诺书，声明没有违反国家计划生育相关条例。
依靠这些募集而来的精子，新生命的诞生可采用两种方式：当女方生育能力不存在缺陷时，可以采用供精人工授精方式(AID)，即将处理后的男性精液直接注入女性的子宫颈管内;如果女方也存在生育缺陷，或三次AID均告失败，就只能选择供精试管婴儿技术(IVF)，通过促排卵取出卵子后，在体外实现精卵结合，再将受精卵移植回女性子宫。
目前全国经批准设立了26家精子库。它们的存在为那些男方罹患无精、弱精症的家庭提供了实现生育愿望的可能。北医三院的辅助生殖技术在全国位列前茅，其精子库自从2016年正式运行以来，专为院内的生殖中心供精。后者的AID辅助生殖以每年50%~60%的速度快速增长，2018年开展了2000例，预计今年能完成3000到4000例。
但姜辉依然感受到运营精子库的压力。精子库对每位捐赠者的投入大约在一万元左右，包括5000多元的捐赠补贴以及染色体、性病、精液等各项检查的费用，更不必说场地、人员这些开销;而精子库的运营模式非常单一，由于宣传不足等原因，能够直接带来收入的自精保存数量极其有限。以北医三院的精子库为例，这里一年能采集一万多份精子，自精保存的人数却不到200人，比例极其有限，美国的精子银行这一比例要高达80%。
自精保存是指，为那些暂时不想生孩子，或者从事高危险职业，化疗、放疗损害精子之类的人群做生育力保存。雪上加霜的是，为避免近亲婚配和社会伦理隐患，中国一位捐赠者的精子最多只能使五个女性怀孕，相较而言，欧美国家则宽松得多，比如，美国同一个精源可以供生育25个婴儿。中国这一严苛的使用标准意味着每份精子的成本更为高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