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化的根本逻辑在于人口流动
二、中国城市化的更高阶段是都市圈
三、轨道上的都市圈将成为城市化最强引擎
大运力、高速度的轨道交通系统正在改变着城市的格局与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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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的根本逻辑在于人口流动
没有人口流动就没有城市。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人口的计划配置。
建国初期，由于特殊的国际国内政治因素，当时的城市是围绕着工业基地建设、资源发现、“准备大打、早打” 的战备需求而建立和扩张的。
比如钢都鞍山（楼盘）市、油田克拉玛依市、有色金属白银市、八大重点建设工业城市之一株洲（楼盘）市，还有白手起家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创建的十堰（楼盘）市等“三线”城市。
这正是党的“八大”上，周恩来总理做报告时所说：“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在内蒙古、西北、华北各地，就会开始出现许多新的工业城市”。
那时候，人口是跟随着重工业的产业布局迁徙并建立或扩展城市的。
第二阶段是人口的半自由流动。
改革开放前后，国家将重点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及体制改革。
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了城镇化建设，开发区建设和招商引资吸引了大量企业和外来劳动力。
特别是随着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交通条件大踏步改善，乡镇、农村人口从“离土不离乡”转向远离家乡，高等中等教育促进了“孔雀东南飞”，很多中小城市、县乡都出现了人口净流出。
但是，大城市缺乏足够的财力支撑基础设施、交通条件、住房商业、社会福利等，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外来人口。
因而，国家希望城镇化战略能够分流到大城市的人口，缓解“大城市病”。
第三阶段进入了人口的自由流动。
经过多年的开发区建设、房地产开发，大城市边界不断扩张，基础设施和交通状况得到明显改善，棚户区改造也接近尾声，拉美式的大城市病得到缓解。
但是，控制大城市人口和边界扩张始终是阻挡在大城市发展路径上的无形约束。
与此同时，更多的大城市意识到：“城市竞争的本质在于人才竞争。唯有人才，才能帮助城市升级换挡”【详见2017.11.05微信文《欧阳先声：城市竞争，靠人才、更靠格局（上）》】。
“人口特别是年轻人才，可以为城市带来‘三力’价值：创新力、消费力、生命力”【详见2018.04.08微信文《欧阳先声：城市增长新逻辑——“人口争夺战”》】。
最近，发改委发布了《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
任务要求：“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
这意味着，未来除了超大特大城市，人口将无门槛自由流动。
我们的档案不重要了，我们的户籍也没有那么重要了，我们的医保社保正逐渐在省域范围打通，绑在户籍上最有价值的福利只剩下教育。
过去我们说过：“城镇化的路在农民脚下，政府希望通过城镇化把人口导向中小城市其实是一厢情愿的”【详见2016.07.17微信文《欧阳先声：熔断推高房价，一招破局！》】。
其实，何止是农民，城市化的路也在中小城市居民脚下。
世界城市化的历程还告诉我们，人口必然向大城市转移，因为那里的发展机会、医疗条件都是中小城市无与伦比的，生活娱乐、文化场景更是中小城市严重匮乏的。
除非我们能够打造更有前景、更具保障、更吸引人的中小城市，但这很难。
显然，国家已经意识到，城镇化正接近尾声了。
因此，只有逐步放开大城市的落户，才能继续推进城市化。
那么，自由流动的人口将流向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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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的更高阶段是都市圈
2017年，我们指出：“县城去库存将成为绝唱，快速终结非都市圈中小城镇的新房市场。撤乡并镇、撤县设市、撤市设区也加速人口向更大的城市集中”【详见2018.01.15微信文《欧阳先声：县城去库存将成为绝唱》】。
但是，大城市难以容纳更多的人口。
因为大城市的土地资源有限。
“核心区域几乎无地可供，拆迁进度缓慢、成本更高，未来可拆区域也会越来越少”、“外围区域摊大饼模式也逐渐被抛弃”【详见2017.06.26微信文《欧阳先声：供求关系的紧平衡——是二线城市的共同追求吗？》】。
直到现在，供求关系的紧平衡仍然是一二线城市的难解之题。
怎么办？
2016年，我们就倡导都市圈战略【详见2016.06.05微信文《欧阳先声：破解高房价难题：一剑七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