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碳排放达峰，与未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的预期密切相关。”国家气侯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气侯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何建坤，在日前于四川成都举行的中国城市碳排放达峰和低碳发展研讨会上，提出了这一观点。
他认为，保持经济的发展和增速稳定，意味着能源需求还会继续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降低单位GDP的能源强度，才能在保持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实现碳达峰目标。
能源强度就是获得产出所需要的能耗，在相同产出的情况下，能源强度越大代表能耗越高，因此降低GDP能源强度和碳强度成为了各个国家控制碳排放的核心方法之一。2005年至今，中国GDP能源强度的下降速度约为每年3.5%-4%，远高于发达国家GDP能源强度下降的速度。另一方面，中国单位GDP能源强度在绝对值上仍处于较高水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7倍，是发达国家的2-3倍。
“这些数据表明，在降低GDP能源强度、大幅度节能以及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方面，中国还有较大的空间和余地。”何建坤表示，降低GDP的能源强度，与GDP增速的预期息息相关。
大量研究显示，在相同的能源消费弹性下，GDP增长率越高，单位GDP的能源强度和碳强度下降的速度也会越快。何建坤预计，到2030年左右，单位GDP碳强度的下降速度每年可达到5%甚至更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支持未来GDP较高的增长速度。
碳排放达峰并不等同于能源达峰，保持经济增长意味着能源需求还会增长，因此新增加的能源需求都需要通过非化石能源来满足。何建坤表示，在这样的要求下，实现碳排放达峰，就需要通过降低单位GDP的碳强度，来抵消由于GDP增长而产生的新的碳排放，即单位GDP碳强度的下降率要高于GDP的增长率。
另一方面，何建坤提到，目前中国的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较为稳定，如果能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提升能源结构的改变，那么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下降的速度会在稳定一段时间后大幅上升。
“很多沿海地区和发达城市希望二氧化碳排放早日达峰，又希望GDP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如果你希望达峰的时候GDP仍然以6%甚至6.5%的速度增长，就必须使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的下降速度大于6%甚至6.5%。”何建坤表示，“这就要做出更大的努力。”
能源消费弹性和增速进入“双降”时代
何建坤表示，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已经由速度和数量型增长方式转向质量和效益型增长，GDP平均增速已由10%左右调整到7%以下。另一方面，经济的转型使得能源消费的弹性大幅下降，能源消费弹性下降，就意味着能源的增速要远低于GDP的增速。GDP增速和能源消费弹性的下降，使得能源消费的增速放缓。
2013-2018年期间中国的能源增速回落到2%左右，这一数据较2005-2013年之间下降了2/3，何建坤认为，总体来看能源消费的增长已趋向非常缓慢的形势。
然而在能源总需求增长率只有2%左右的情况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非化石能源)仍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新增加的能源需求主要是非化石能源供应来满足。何建坤表示，非化石能源新增的供应量大约占总能源需求增量的80%以上。在新能源和再生能源快速发展的形势之下，单位GDP的碳排放强度也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使得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消费增长非常缓慢，煤炭消费量已基本稳定在28亿吨标煤左右。
“总体来看，‘十三五’期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会下降22%左右，而‘十三五’规划制定的指标是18%；到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会比2015年下降25%左右，远远超过中国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对国际社会承诺的目标。”何建坤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