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1月，通县（现在的通州区）次渠镇高古庄村养鸡专业户董贵华安装了家庭电话。当时，全镇7000多户，已有1400户装了程控电话。胡敦志/摄
上世纪80年代，私人电话还不普及，大家只得去电话局打长途电话，这是工作人员正在为准备打电话的人服务。张风/摄
北京市市内电话局东单营业厅的工作人员紧张地进行放号工作。摄于上世纪90年代初。刘卫兵/摄
上世纪90年代初，市民在电信营业厅排队报装电话。翟伟/摄
明天是“世界电信日”。改革开放后，北京的电信事业可谓飞速发展，手机如今几乎是人手一部。年纪轻点儿的人恐怕难以想象，就在二三十年前，北京市民家中想要装上一部固定电话，动辄就要等上一两年的时间。
1 普通人家装电话上了头版
1984年4月20日，本报头版曾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农丰里50多户普通干部工人家装电话》。文中提到，农丰里是原农垦部、农业部宿舍。1982年这里落成了5幢楼房，迁入440户居民，但附近只有一部公用电话，群众打电话十分困难。在北京市市内电话局的支持下，原农垦部、农业部集资2.7万元，安装了一部小交换机，于1982年下半年开通使用。这是本市第一个安装小交换机的居民住宅区。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有100多户居民家里陆续装上了电话，其中50多户是普通干部和工人，每户每月交月租费4元。这些居民说，装电话以后很方便，有急事也不犯愁了。年过六旬的王国禄，患有心脏病，白天经常独自一人在家。他家装了一部电话之后，他高兴地对人说，这是给我装了一条生命线。
随后，时任市电信管理局副局长高延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市电信管理局支持有条件的居民区安装电话总机，为用户安装分机，以解决居民打电话难的问题。他谈到，城区有居民400多万，公用电话仅2000多部，并且是定时服务，十分不便。随着城市发展，高层建筑越来越多，又给公用电话的传呼带来困难。在居民比较集中的住宅区安装总机，电话局只需提供很少的外线，就可以使许多居民在家里打电话。（1984年5月14日《北京日报》1版，《支持有条件居民区装电话总机》）
很快，农民家里也出现了私人电话。
1984年5月23日下午，一位农民来到北京市市内电话局营业室，掏出一张2000元的支票。营业员在给他开的收据上，写下了本市第一个农民自费安装的电话号码：81.5059。
这位农民是京郊有名的种蘑菇能手，丰台区郭庄子大队的专业户赵明才。
赵明才在村里是个“大能人”。1983年一年，他一家就出口“盐渍蘑菇”近万斤，同时为城镇居民提供了大量鲜蘑。此外，他还担负着向一批机关、部队、单位以及农民个人提供蘑菇栽培技术服务的业务。及时、准确地掌握市场变化、科技动态、用户需求等信息，对他来说越来越重要。赵明才常说：过去，频繁的业务联系，他只有靠队里的电话，谁传一次，就送给人家一斤鲜蘑。有一次，因电话被耽搁损失了五百多斤蘑菇。
赵明才办完手续后说：“这下好了，铃声一闹，信息来到，我可以放开手脚干了。”（1984年5月24日《北京日报》1版，《京郊专业户赵明才自费安装电话》）
2 装部电话一等好几年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曾经是中国老百姓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家庭电话一出现，迅速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消费时尚。人们排队申请安装电话就像当年购买彩电、“抢”冰箱一样踊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电话消费热。
1984年，北京仅有私人住宅电话800户，到1992年时增长了140多倍。
上世纪90年代初，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北京的市话普及率是最高的，每5人就拥有一部电话。尽管如此，市话局向社会公开放号时，人们仍蜂拥而至，有人深夜两点就带着小凳排队，一周内有9700名申请者交了全额初装费。
但交了初装费后，真到装上电话至少要等半年，一两年后才等来电话也是常有的事。
1991年4月28日本报1版刊登了团结湖居民方国荣的来信。他讲述，家里装固定电话，从登记到安装，一共用了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