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历史上，日本一直是其主要威胁和外敌。早在汉代，就有文献记载日本入侵朝鲜半岛的历史。此后，唐代、明代直到近代，日本不断实施着对这块半岛的军事行动。面对日本的侵略，朝鲜只能依靠强大的中华，“事大思想”也成为朝鲜主要的对外战略。
面对日本，朝鲜一直处在被动的位置，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公元1419年（明成祖永乐17年，日本后小松天皇应永26年），朝鲜以打击对马岛倭寇为目的，发动了朝鲜历史上唯一一次主动进攻日本的军事行动，朝鲜史称“己亥东征”，日本则称为“应永外寇”。11月15日，在文史研究院主办的“‘从周边看中国’——以朝鲜通信使文献为中心”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朱莉丽以“己亥东征”为对象，探讨了这次朝日战争中的明朝因素，从侧面揭示了朝鲜的“事大思想”。
所谓“事大思想”，或“事大主义”，是一种儒家的外交理念，是基于强弱力量对比情况之下小国侍奉大国以保存自身的策略，特指1392年—1895年朝鲜王朝对中国明朝和清朝称臣纳贡的政策。“事大”一词出自《孟子》，早期运用于中国历史上的割据分裂时期，后引入朝鲜并成为朝鲜王朝对华政策的代名词，如朝鲜李朝中居于各司之首的“事大司”，还有近代朝鲜开港后主张效忠清王朝的官僚集团就被称为“事大党”。
朝鲜史上唯一一次主动进攻日本
1392年，拥兵自重的李成桂废掉了高丽国王，自立为王，建立李氏王朝。慑于他的威名，倭寇在朝鲜太祖李成桂当政期间基本不敢再骚扰朝鲜。李成桂去世后，倭患再度兴起。
在李朝与日本诸多势力之间，对马岛豪族宗氏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宗氏是日本的对马守护，也是朝鲜的“对马岛主”。历代以来割据朝鲜海峡上的对马岛，积极与朝鲜半岛开展贸易活动。在李朝初年，宗氏的当主是宗贞茂，李朝君臣对此人评价甚高，由此可知，对马岛长期游走于朝鲜李朝与日本室町幕府两个体制之间。这种传统，使得宗氏在室町、江户时代一直作为日本对朝鲜外交的桥梁。
但是，朝鲜与对马的融洽关系却因宗贞茂的死亡而一度中止。宗贞茂死后，幼小的宗贞盛（朝鲜方面史料称之为“都都熊瓦”）继承当主之位，但是实权落入早田左卫门大郎（朝鲜方称“三味多罗”）手中。而左卫门大郎是倭寇魁首。日鲜关系的走向，也就不难预料。
1419年5月，当时对马岛粮食歉收，为了解决生计问题，对马岛的倭寇袭击了朝鲜八道的忠清道庇仁（今韩国忠清南道舒川郡）和黄海道海州（今北朝鲜黄海南道海州市）一带海岸。为了对侵略朝鲜的倭寇还以颜色，当时已经退位为上王的朝鲜太宗李芳远，让自己的儿子——刚刚即位的世宗大王李裪——下旨征讨作为倭寇跳板的对马岛。世宗大王是朝鲜李氏王朝的第四代国王，史上评价颇高，韩元10000面值上的人物就是他。
根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1419年6月，世宗大王任命李从茂为水军司令，统率227艘战舰、1.7万大军进攻对马岛。倭寇除五十余人拒战外，其余都丢弃物资逃跑。李从茂劝降宗贞盛被拒，派出先遣队出发，烧掉了109艘，留下了最好的20艘，沿途烧毁一千九百余户倭寇的房屋，杀死倭寇114名，活捉21名，并解救了131名被倭寇抢来的中国人。
6月26日，朝鲜军队在仁位郡登陆，遭遇了正规日军的埋伏，损兵一百多人。李从茂率中军停留船上，没有登陆；而左军节制使朴实麾下的褊将朴弘信、朴茂阳、金该、金熹等战死。右军节制使李顺蒙、兵马使金孝诚力战击退日军，救出朴实。29日，宗贞盛害怕朝鲜军队久留对马岛，于是投降请求停战，并声称七月时海面上将会出现风暴。朝鲜军队于7月3日退回巨济岛。最后，不胜其扰的宗贞盛奉书乞和，这场战争实际持续了不到一个月就结束了。
没有出场的明朝当时在做什么
战争之后，双方为了修复关系，兼之刺探情报，而相互派出了使节。具体来讲，九州探题（室町幕府设置的九州统辖机关）为了探清朝鲜的虚实，以请求《大藏经》为借口，向朝鲜派出使节。同样对日本动向也十分关心的朝鲜，决定向日本派出回礼使。
在“己亥东征”中朝鲜和日本交涉中，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的中国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上，早在明太祖朱元璋时期，明朝和朝鲜就已经围绕倭寇形成了某种联防关系。“这种联防关系并不是双方的军事行动，而是指意识方面。”朱莉丽认为，虽然中、朝之间也有嫌隙，比如围绕辽东问题有一些矛盾，但是面对倭寇的问题上，显然双方利益是保持一致的，并且从两国的史料可以看出，这种合作是双向的。
在《明太祖实录》里就有朱元璋晓谕高丽王防范倭寇的记载，“不管朱元璋是出于提携藩国的考虑，还是为明朝抵御倭寇增添一道屏障的考虑，从中都可以看出明太祖已经认识到倭寇是两国共同面临的问题，而且有共同的对敌意识。”在朱莉丽看来，明太祖把明朝所面临的南倭北虏的问题，同样视为高丽所面临的威胁，因此以自己的经验提醒高丽国王要贮备兵力以抵抗外侮。
在这一时期的中朝关系中，高丽也为明朝送还了从倭寇手中得到的明朝被掳民。具体到李氏朝鲜时代，中朝两国围绕倭寇的合作，则可以在《明太宗实录》中看到朝鲜向明朝通报倭寇的动态，而明朝针对此加强守备的记载。
“己亥东征”战前和战后，朱莉丽认为，朝鲜对日的交涉，直接体现出对明朝的“事大思想”。在朝鲜世宗给对马守护宗贞盛的书信中，提到的倭寇的罪行之一就是“将犯上国（明朝）之境，忘恩背义，悖乱天常”。而在上王李芳远告谕中外的讨伐对马檄文中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姑且不论朝鲜是否真心将为明朝尽忠，作为征讨对马倭寇的出发点之一，至少在朝鲜的官方文献中是屡屡强调了这一点。”朱莉丽解释说。此外，在朝鲜使节来到日本的时候，当时日本朝野上下弥漫着这次朝鲜的军事行动乃是中朝联合行动的传言，并且将之与忽必烈征日的事件联系起来，视此为第三次元寇袭来。面对日本方面的质疑，朝鲜使节虽然否然了朝鲜与明朝联合行动的传言，但是也如朝鲜上王和世宗一样，强调了倭寇对“上国”的侵犯是朝鲜这次出征的原因之一。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日本的中国人在很多场合，充当了朝日之间围绕“己亥东征”战后交涉的媒介。在当时的朝日交涉中，日本一方中的通事（翻译）大多是中国人，主要是被掳人和被掳人的后裔。而通过这些人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中日朝三国因为贸易、遣使和战争所发生的频繁接触中，中国的被掳人在东亚三国的交涉中很可能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朱莉丽分析道，“他们以中国人的身份，担任了朝鲜和日本之间的翻译，从侧面证实了当时东亚三国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虽然不一定是友好的。”因此，朱莉丽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观察到，在朝鲜和日本围绕“己亥东征”的交涉中，明朝虽然没有真正的出场，但是它潜在的力量，实际上贯穿了这场战争从酝酿、爆发到善后的始终。
然而，从历史上看，“己亥东征”并没有彻底解决朝鲜的倭患，更无法阻止日本对朝鲜的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