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吴晓波
就如同那个时代的所有著作一样，《国富论》并不是一本体系严谨的论著，它充满了经验主义的气质，很多论述明显带有启蒙意味，但它确乎覆盖了所有的经济学基础性命题。“它在为某一学派的理论提供依据的同时，又为其反对派提供了同样有力的说明”。
亚当·斯密出生的那年，1723年，是大清雍正皇帝登基的元年，帝国在4月推行摊丁入亩政策，是华夏赋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措施。到冬季，雍正帝下令把全国各地的传教士一律驱逐出国，大小教堂要么拆毁，要么改为病院，一个与世界潮流无关的、独断而农耕繁荣的时代开始了。
在欧洲，以“理性”为旗帜的启蒙运动正进入如火如荼的时刻，人们开始追求各种形式的自由——免于专断权力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贸易的自由以及审美反应的自由。用康德的话说，人类第一次宣称自己要成为一个独立的、负责任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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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是一个遗腹子，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他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County Fife）的寇克卡迪（Kirkcaldy），终身未婚，个性腼腆、言辞刻薄而思维缜密。 他未满15岁进入格拉斯哥大学读书，18岁就读于牛津大学，28岁被聘任为正教授。36岁时，斯密出版第一本著作，便在欧洲赢得了巨大的声望。
他生在一个大时代的转折时刻。在1753年，也就是亚当·斯密三十岁的时候，英格兰仍然是一个谷物净出口国，其生机勃勃的商业和原始工业经济中应用的仍然是前现代的技术，而到亚当·斯密去世的1790年，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1780年代出现了三个重大的技术创新：瓦特改良了蒸汽机、出现了生产棉织品的机器和工厂，以及科特发明了焦炭冶炼法。
实际上，正是这三大创新定义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
“骑士时代已经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诡辩家、经济学家和计算器的时代；欧洲的辉煌永远成为历史。”这是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学家埃德蒙·伯克在1790年对于欧洲未来的预言，而亚当·斯密的一生正是此言的最好注脚。
不过，正如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理论史》中所断言的，“亚当·斯密并没有意识到工业革命的到来”。
但是，这位苏格兰税务官之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在历史的轨道快速转切的间歇，如先知般地提出了全新的财富主张，重构了人们对经济行为的认知，从而在实际的意义上创造了现代经济学这一门专业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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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也是在这一年，美国人发表了《独立宣言》。这也许是一个巧合，却如同两把手术刀，在旧时代的身上剖出了一个新生儿。
在亚当·斯密出现之前，经济学是作为一门子学科依附于哲学或伦理学的体系之内。管理学则是在1940年代之后，才由彼得·德鲁克等人将之细分为独立的学科。斯密本人就是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看不见的手”的概念的提出，首先出现在他的另外一本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而不是《国富论》，时间要再早十七年。
在他去世一百年后，另一位经济学巨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写道：“斯密是头一个就其社会各个主要方面论述财富的人，单凭这个理由，他也许有权被视作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
在亚当·斯密的时代，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仍然统治着人们的思维，前者认为大量储备贵金属是经济成功所不可或缺的基础，后者则把财富的全部秘密都托付给土地。
亚当·斯密第一次定义了生产的三大要素：劳动、土地和资本。在他看来，是资本而不是其他——带来了市场，进而促进了劳动分工的扩展，资本的投入导致市场扩张，而后者反过来也带来更多的利润和投资，所谓的“资本主义”便是从这个定义延展出来的概念。
在经济行为的动力研究上，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般的论断。他认为，在经济生活中，一切行为的原动力不是来自于同情心或利他主义，而是利己之心，是每一个人改善生活条件的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