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研讨会，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经验交流重要倡议和金砖国家领导人重要共识的具体举措，也是对即将在厦门召开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有力烘托和预热。来自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济济一堂，深入交流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看法、凝聚共识，对于丰富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成果、推动再创金砖合作“金色十年”具有重要意义。
泉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说，也代表了对外开放、文明交流与合作共赢。而习近平总书记在泉州所在的福建省工作了17年多，积累了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形成了许多社会治理思想，其中不少经验和思想可以说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他现在对整个国家的治理中。所以，选择在泉州举办这次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研讨会，我认为具有特殊的意义。这里，我主要围绕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治理之道谈几点认识。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成立近百年依然保持强大生机活力、执掌全国政权近70年依然保持强大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经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持续奋斗，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理想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现实可行的正确道路并取得巨大成就，具有近70年历史的新中国从“一穷二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天，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阔步行进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取得这样的发展奇迹和治理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纵观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历史，我认为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始于新中国成立的艰辛探索时期。由于治理社会主义国家是一项全新的极具挑战性的事业，在当时并无成功经验可循，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封锁和绞杀之中，我们党在治国理政方面曾走过一些弯路，但依然取得了巨大的治理成效。特别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建立了真正属于人民的国家，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治国理政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个时期的成就是开创性的、历史性的，是很了不起的。
第二个时期，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了社会发展活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推动国家治理逐步走上了制度化法治化道路，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制度基础、物质基础。这个时期的成就也是开创性的、历史性的，是很了不起的。
第三个时期，是始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大刀阔斧，励精图治，致力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出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部署，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实现了治国理政在理论上、政策上、实践上的一系列重大突破，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不仅在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还为全球治理作出重大贡献，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国的治理之道。这个时期尽管时间还不长，但开启了一个伟大时期的新篇章，展现出一个伟大时期的新态势，取得的成就同样是开创性的、历史性的，是很了不起的。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当代中国治理之道，是造福13亿多中国人民、越来越多惠及世界人民的人间正道，为解决人类问题和世界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领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之治”，把握当代中国治理之道，以下六个方面尤为重要。
第一，党的领导是治理之核。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近70年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和基本事实，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的显著特征。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除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这与那些被垄断利益集团绑架、为垄断利益集团服务的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截然不同。正因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国共产党才有资格有底气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整体利益，才能够有效防范利益集团的纠缠、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从而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当之无愧的坚强核心。相比之下，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是一个出生时就与特殊利益集团有着千丝万缕关系、只有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帮助下才能够执政的政治组织。关于这一点，早在1965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其《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就进行了深刻揭示，从中可以看出利益集团是如何绑架政府和法律法规，进而影响政党的。国际著名财经专家纳波利奥尼曾经形象地指出：“政党这一政治机器越来越像一个银行或对冲基金，将从大多数中小股东处获得的收益交给了董事会。”简而言之，西方的政党已经成为“政党有限公司”。所以代表各利益集团的西方政党之间往往极尽攻讦、互撕、打压之能事，强调去权威化、强调分权、强调社会自治的西方国家治理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个中缘由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