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鄱阳街139号的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记者詹松 摄
长江日报融媒体7月28日讯（记者黄征）位于汉口鄱阳街139号的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依托八七会议会址而建。92年前的8月7日，瞿秋白、李维汉等人分头从德林公寓步行到不远处的汉口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这次“中央紧急会议”后来简称为“八七会议”。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央召开的所有会议中，八七会议是唯一一次在历史转折的危机关头、在敌人眼皮底下用短短一天时间，解决了挽救党、挽救革命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会议坚决纠正党内的右倾错误，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正确方针，对挽救党和革命作出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性转变。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就是在这次紧急会议上提出的。
“这样一次重要的会议能在武汉召开，值得每个武汉人骄傲与铭记。”上月中旬，知名党史专家方城、张秋实，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编导李铁、编剧周际，先后来到八七会议会址，他们或在这里寻初心，或透过历史的烟尘寻找创作灵感。
邓小平提前3天到会场
瞿秋白三伏天连夜翻译《告全党党员书》
邓小平题写的“八七会议会址”。记者詹松 摄
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一张1.79平尺的普通宣纸上，书写着“八七会议会址”6个苍劲的大字，右下角署名“邓小平题”，时间是1980年5月20日。文物的原件由该馆收藏，复制件在二楼复原的八七会议会场。这几个字还被制成镏金大字，悬挂在纪念馆门楣正中。
站在复原的八七会议会场外，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教授、党史专家张秋实对长江日报记者说，研究党史数十年，她已记不清来过多少次，每次都有新的感受。
这栋房子是英国人1920年修建的三层西式公寓，时称“怡和新房”，前后有楼梯，后门通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居的相通，发生情况便于撤离。一楼是印度人开的百货商店，周围居住的大多是富有的外国人，不大引人注意。二楼是苏联派驻国民政府农民运动顾问拉祖莫夫夫妇的住宅。
中央紧急会议原拟7月28日举行，后因故推迟至8月7日，会议在拉祖莫夫家举行。
由于时局紧张、交通阻隔，到会的只有当时在汉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团中央委员以及湖南、湖北的代表一共21位，加上来自莫斯科的3名代表。
因环境险恶，会议从上午开到晚上，一天结束。
张秋实介绍，具体组织安排会务工作的是当时年仅23岁的中共中央政治秘书邓小平，“他在会前3天来到会场，接待代表、安排食宿、负责安全，直到结束，全部代表陆续散去后才离开，在里面一共待了6天，这也是邓小平参加的第一次中央级别的重要会议”。
接到通知的同志到达汉口后，由秘密交通员在会前分批带入会场。入场后，不能再外出，夜晚不顾酷热，挤在房中席地而卧，以干粮、面包为食。房主人吩咐，如果有人进来查问，就说是在开股东会。
湖北省党史学会副会长、党史专家方城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研究八七会议，有很多历史细节让他十分感动。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简称《告全党党员书》）是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用俄文为八七会议起草的重要文件，在会议前一天晚上才写完。为了将中文译稿按时发给会议代表，瞿秋白在德林公寓一夜伏案疾书，翻译文稿，通宵未眠。
“8月正是武汉最热的三伏天，瞿秋白忙得大汗淋漓都浑然不觉，李维汉站在旁边用扇子给他扇风。直到天亮，瞿秋白才译完全文，推门下楼，来到不远处的三教街会场。”方城说。
毛泽东会前一天两次遇险
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著名论断
复原的八七会议会场。记者詹松 摄
八七会议在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召开。当时的环境有多险恶？方城介绍，毛泽东原来住在武昌都府堤，1927年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转移到汉口。8月6日晚上，毛泽东过江到都府堤寻找为这次会议准备的发言提纲，险些被国民党搜查队发现。过江到汉口后，又遇到国民党军警盘查，幸而机智脱险。
纪念馆有一份八七会议记录的复制件，记载着参加者的名单、会议议程和代表发言。仔细研究了会议发言记录的方城说，尽管八七会议的时间只有一天，讨论时发言的却有14人56次之多，“从会议记录看，第一个发言的是毛泽东，发言次数最多的也是毛泽东，一共7次”。
毛泽东首先肯定罗米那兹的报告很重要，接着讲了4个问题，一是国民党问题，二是农民问题，三是军事问题，四是组织问题。在讲军事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
这里说的“湖南这次失败”，就是马日事变以后湖南农军进攻长沙失败的事。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后，陈独秀开始主张以武力解决，但听说汪精卫力主“调解”后改变了态度，认为从政治上考虑目前不宜用武力讨伐。湖南临时省委开始决定调长沙附近十几个县的农军进攻长沙，后来因为中央确定和平解决的方针，中途改变计划，下令撤退。可是，浏阳等地的5000名农军因为没有及时接到命令，单独进攻长沙，被许克祥打败了。随后，各县农军被许克祥各个击破，1万多人被屠杀，湖南党组织遭到严重打击。
“所以，毛泽东接下来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句话后来演化成一句颇富文学意味的名言，这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方城说。
只开了一天的八七会议
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绝处逢生
八七会议记录上，记录了毛泽东的发言“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记者詹松 摄
八七会议虽然只开了一天，但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绝处逢生。
张秋实介绍，八七会议后，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通过各种秘密渠道和途径，向党在各地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传达了会议精神和新的斗争策略，大大鼓舞了广大党员的斗志。同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命令各级党组织建立秘密工作机关，组建全国范围的秘密交通网，出版地下党刊，向阶级敌人展开新的斗争。
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一文中说：“我们绝对不要忘记‘八七’以后之伟大的效果。北方有好些同志说：‘假若新方针迟来一月，我们都散了。’这不仅北方为然，全国莫不如此，尤其在两湖、上海及广东。”
“这就是说，假如八七会议迟开一个月，或者假如八七会议确立的新方针向各地晚传达一个月，那么在五大召开前后党员人数近6万的中共党组织会是一个怎么情况呢？这的确值得我们深思。”张秋实说。
1928年4月，瞿秋白在为中共六大召开而撰写的书面政治报告中指出：没有八七会议，共产党简直是要“亡党”的，“这会议开辟了共产党的新生命”。
方城介绍，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上，八七会议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一次历史性转折。在大革命全面失败的危急时刻，八七会议制定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使全党没有为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而惊慌失措，重新鼓起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从而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可以说，八七会议是在大革命全面失败的天塌地陷之际，树立起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坚固柱石，顶起塌下来的天，托起陷下去的地，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绝处逢生”。
方城认为，八七会议在天塌地陷之际顶天托地的壮举，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敢于担当的魄力、危机处理的能力、自正自净的活力、坚持探索的毅力，而这些力量的根本，均在于信仰信念的定力，“这种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的行动和精神，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宝贵的政治财富和精神资源，这也是八七会议的现实意义”。
【编辑：朱曦东】
（作者：黄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