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 杨弃非 每经编辑 杨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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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有媒体报道，南京市发改委牵头起草了《2019~2020年新增100家总部企业行动计划》，并由市政府印发实施。
根据该行动计划，到2020年，南京全市新增总部企业100家以上，新建总部楼宇50幢以上，初步建成全国有影响力的总部基地城市。其中，对新认定的综合型总部企业，落户奖励最高可达1亿元。
有人总结，加上近段时间频繁发力总部经济的成都、西安、重庆、武汉等城市，新一轮总部经济争夺战已经拉开。上个月底，万达集团与陕西省政府签订了深化合作协议，把西安设立为万达体育集团中国总部。而早在2015年，万达集团与广州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时，已将广州的万达体育有限公司定为万达体育的全球总部。
从全球总部、中国总部，发展到区域总部、省总部……这些年，总部的定义被一再放宽。2017年，武汉提出的“第二总部”经济战略，更将“共享服务中心”、“大型研发中心”等统称为“第二总部”。面对愈加激烈的城市竞争，总部的“含金量”还剩多少？
总部“分身术”
城市对总部经济的追逐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2003年，北京投资数十亿人民币打造中关村（丰台）总部基地，拉开各城市建设总部基地、发展总部经济的序幕；稍早于此，上海出台《上海市鼓励外国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暂行规定》。京沪二地关于总部经济的争夺一触即发。
当时，跨国公司的亚洲总部迎来一波搬迁潮。企业走出亚洲经济中心香港、新加坡、东京，来到中国内地寻求下一个“落脚点”。同场竞技的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市率先发力，2017年北京已落户4064个总部，而上海2018年仅跨国公司总部也达634家。
时移世易，新一轮总部迁移潮开始在沿海与内陆之间出现。去年，趣店创始人罗敏将总部从北京迁到厦门，后来他还以厦门市投资顾问的身份，将瑞幸董事长陆正耀、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等企业家等拉到厦门一探究竟。而在他们之前，小米“回归”武汉、映客也在长沙打造起它的“第二总部”。
在此轮总部争夺战的战局中，与城市参与数量共同增加的，是单个企业的总部数量。有人统计，近十年间，越来越多的企业“分身”出“第二总部”，且入局的企业数量不断递增。据其不完全统计，自2012年至2017年间，有45家公司公布了“第二总部”的选址，而仅2017年一年，该数字已达18家。
企业有“新玩法”，城市也乐在其中。不少人能记起，去年9月，亚马逊宣布其第二总部计划后，北美三国共投来238份申请，美国仅7个州没有提出申请。其原因是，即便亚马逊仅落户“第二总部”，也能为城市预计带来5万个工作岗位和50亿美元的投资。
如此，便不难理解城市对于“总部”的渴求。在济南、深圳等多个城市，顺丰被同时认定为当地的总部企业，而在成都、南京等城市的认定名单中均可找到苏宁的身影。
更有甚者，将过去打造总部基地城市的思路，进一步升格为打造城市标签。在西安，企业落户时免不了加上“丝路总部”的称号；而武汉则要打造全国最大的互联网"第二总部"聚集地。
从抢企业到抢“总部”
并非所有的公司都认同“第二总部”的说法。在此前接受采访时，小米相关工作人员就强调，其在武汉设立的是“武汉总部”，而非“第二总部”。小红书武汉负责人陶芸此前也指出，“我们自己没有觉得它是第二总部”。
“总部经济”提出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弘曾指出，国际或区域性企业总部集聚，不仅改变了城市的外在形象，而且改变了城市的空间和经济结构，使城市品牌形象从根本上得到提升。其中，由于企业总部集中了企业价值链中知识含量最高的区段，属于高度密集的知识性活动，因此能促使高端人才向该区域流动。
争夺“总部”，意味着城市的竞争正在向新的层次攀升。2017年，城市间“人才争夺战”将城市竞争从数字指标的领域具象到对每一个人的争夺。但包括武汉在内的城市发现，留人的关键并不只是一纸户口，足够有竞争力的就业环境、特别是有吸引力的企业，在人才进行选择时至关重要。
当引进企业总部变成一种城市吸引力的象征，总部的定义权，从企业的手中来到政府的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