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时尚网移动版

王莽篡政后，出于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而疯狂剪除异己。中原众多士子举家避难交阯。及至东汉“光武中兴，锡光为交阯，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这是中国史籍明确指出中国封建官吏在越南首建“学校”的记载。学校的建立对汉字和中国文化在越南地区的传播起到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我国史家对两位太守做出了“领南华风，始于二守焉”的高度评价。东汉未年，中原战火纷飞，而士燮在交阯治理有方，四十余年疆场无事。士燮学问优博，政事之余，“取中夏经传，翻译音义，教本国人，始知习学之业”。士燮对越南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被越南史家尊为“南交学祖”，并认为“我国（按：越南）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其功德岂特施于当时，而有以远及于后代，岂不盛矣哉”。此外，士燮体器宽厚，礼贤下士，所以当时以桓哗、许靖、许慈、刘熙、程秉、薛综等为代表的中原名士往交阯依附士燮者数以百计。他们在交州办私学，收门徒，著书立说，以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教授越南人，或以学问或以德行抑或以治绩垂名青史。他们对汉字在越南地区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卓著的历史贡献。

秦汉时期，尤其是东汉时期，在中国封建官吏、移民名士和被流放官员的共同努力下，汉字及以其为载体的先进中华文化首次在越南地区得到较大规模的传播，为后来汉字成为越族历史上的第一种书写文字立下基础。士燮主政期间“取中夏经传，翻译音义，教本国人”，说明汉字教学是以古代经传为课本，但讲解和传授时必须“翻译音译”才能将“中夏经传”教授给越南人，即当时“中夏经传”经越语翻译之后，越南人才能理解和接受，说明至迟于东汉末年，越南地区已经开始使用本地语言释读汉字。在这种文教机制下，越南语开始有序地吸收汉语借词，丰富自己。正因如此，现代越南语中有些汉越语还相当完好地保留了上古汉语的读音。例如，汉越语ngan的读音即上古汉语“雁”字的读音；上古“为”字即“象”字，从汉越音考察，“为”字在汉越语里读vi，和voi相近，或为同一字，因而上古“为”字读“为”音而非“象”音；“鲜”字在《诗经•邶风•新台》篇中与“泚”、“瀰”相押韵，应皆“支部”字，“鲜”古汉越语读tươi，证明“鲜”字在上古属于“支部”韵。限于篇幅，不便枚举。

三、隋唐至宋初：汉字大规模系统传入越南阶段

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王朝在安南地区推行科举制度，开办官学和私学教授汉字和传播中华文化蔚然成风。这一时期安南地区文教日渐盛隆，人才培养堪比内地。有鉴于此，朝廷已允许安南人通过科考选任补官。会昌五年（845年），“举格节文，安南所送进士不得过八人，明经不得过十人”。安南人修明经、进士举业者中，的确有些出类拔萃者通过考试，入仕于朝，如爱州名士姜公辅第进士，登制策科，官至相位。交阯名士廖有方在京城长安考中进士，虽仕途不显，但颇有才气，文笔闻于交阯。他在柳宗元贬谪岭南期间慕名携诗文登门求教。柳氏对其诗文称赞有加，认为有“大雅之道”，并特作《送诗人廖有方序》和《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两篇文章，加以勉励和指导。科举取士为交阯布衣阶层开辟了入仕的途径。在这一制度下，汉字大规模而系统地传入越南，使用范围也从官场和士大夫阶层逐步扩大至民间，巩固了它作为交阯地区正式通用文字的地位。这一时期，安南地区在书写文字上使用的是汉字，但却出现汉语和越南语双轨并存，各司其职的现象。也在这一时期，越南语非常系统而全面地借用汉语，形成以唐音（长安音）为识读标准的完整的汉越音体系，保持至今。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将其称为“汉越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