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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苏联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原子弹研制的突破，主要得益于间谍战的成果，一位在美国核武器研制基地工作的科学家向他们透露了大量研究资料。经过了这一泄密事件之后，美国及其同一阵营的国家对于原子弹技术采取了更为严密的保卫措施。此时，对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来说，别说核武器研制，就是“原子弹”这个词都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时候开创中国的核武器研究事业可谓困难重重。

　　李小萌：胡院士，其实从中物院的前身，1958年成立您就在，那个时候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就是技术方面的被屏蔽吗？

　　胡思得：我们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因为第一，大家不知道原子弹是什么，调了好多专家，他也不知道原子弹怎么做，所以资料非常缺乏，因此每走一步都要论证你走的这条路线正确是非常之难的。我觉得我们有很成功的一条经验，就是发扬学问民主，这样就把大家自主创新的这种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当时我们在突破氢弹的时候，讨论氢弹的方案是怎么讨论的？我们就在大食堂里开会，把某一位同志的计算结果跟大家共享，做出共享，有的人坐在地上，有的人坐在凳子上，有的人坐在桌子上，有的人站在桌子上，没位置就站着，大家这样来议论氢弹应该是怎么回事，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样把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

　　李小萌：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场面讨论的是跟国家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大事儿。

　　杜祥琬：我们那个时候把它叫做鸣放会，你有什么想法你就上来，你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还是你是所领导、院领导都是一样的，平等的，学术上是民主的。所以提出很多条途径，怎么突破这个氢弹，然后来论证哪条途径是科学的，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到了成功。

　　李小萌：这种气氛今天听起来都很令人向往，为什么那个时候可以由这样的一种气氛被营造出来？

　　胡思得：我想一方面，大家谁都没搞过，没权威，即使这种全国调来的专家，他们也不知道原子弹、氢弹是什么样子。第二，我觉得这些领头的先生们，他们都非常谦虚，比如我比他们早来了几天，他们有时候给我们讲课，有的时候我们给他们讲课，所以你看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早看了几天书，他们都很认真地听，所以像这种互教互学，平等的这种气氛，我觉得那个时候非常突出。所以形成了这么一个学术民主，很自由地来发表意见，我觉得最近温总理讲到要发扬学术民主，这个气氛对我们发展科学非常重要，我觉得我们在发展两弹过程当中，这个精神发挥得非常好。

　　李小萌：一方面我们当时面临着其它国家核武器的这种核威胁，一方面我们在技术上得不到该有的支援，其实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叫596是吧，这个背后的故事您给我们讲讲。

　　胡思得：在1957年的时候，中苏有一个新国防协定，本来苏联帮助中国来提供教学模型，后来因为中苏关系恶化，他们最后就撕毁了这个协议，把专家也撤回去了，把所有的资料都拿回去了。所以这样完全靠我们自己，当时面对着刚毕业的大学生，全国调来的学生，就靠这样大家干起来的，我觉得有很重要的一条，刚才杜院长提到，大家爱国主义的精神，就是一定要争这口气，要把这个东西搞出来。当时美国用核武器老是来威胁我们，苏联当时又背信弃义了，他们就撕毁协议，走了。所以当时我们憋着口气，所以就发愤图强，当时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同志给我们座谈的时候，这个愤是愤怒的愤，大家确实憋了口气，所以那个时候的工作状态，可以说真正日以继夜地干，我们在计算的时候，手要用计算器，不像现在用很大型的计算器，三班倒，特别是生活困难的时候，好多人浮肿，当时的支部书记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每天晚上十点钟，要让一些身体不好的同志回去睡觉。

　　李小萌：劝回去睡觉。

　　胡思得：劝睡觉回去睡觉，他们有个任务，12点钟的时候，我们动员把大家还是要回去睡觉。

　　李小萌：精神的力量，动力是最大的。

　　杜祥琬：你问的596具体的名字，它就是因为1959年6月撤了专家。

　　胡思得：苏共中央当时给中共中央一封信，就是1959年6月正式一封信。

　　杜祥琬：后来说要搞这个东西出来，给它起个什么名呢，首任院长李觉将军说那就叫596吧，这么来的。

　　李小萌：真是赌一口气，一般我们会取一个比如说喜庆的数字、吉祥的日子，结果是别人撤出专家的日子，撕毁协议的日子。

　　杜祥琬：尤其是争气的名字，争气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