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陈光随第四野战军司令部抵达武汉。次年1月，被任命为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元旦节时，陈光撇下妻儿径赴广州上任。对于陈光新的也是最后一次的履新，其夫人史瑞楚说：“陈光自从在北京的防止居功骄傲的会上受到点名批评后，情绪一度低落。到了武汉，心情方才好转。接到新的任命后，他愉快地赴广州上任了。但是，对于新环境、新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却缺乏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思想准备。”
陈光到职后，在当时的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的领导下，负责剿匪肃特、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市场物价等多方面的工作。广州紧邻港澳及海外，是新中国的南方前哨，百废待兴。与许多枪林弹雨中厮杀过来的战友一样，陈光遇到了人生的新课题，缺少对城市管理建设的经验。当时，中央明确规定，在港、澳、台做情报工作，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和高度的纪律，结果陈光在掌握政策时，表现得主观、简单和不够审慎，以致出现一些较大的错误。同时，他从局部利益出发，在老家宜章违反干部政策和一些规定，将烈士子弟和知识青年招来广州，办起了训练班。
对于这些错误，组织上发觉后，叶剑英亲自出面找他谈话，劝他认识和改正错误。但是由于性格的原因，加之组织上对其错误有些不实和夸大，陈光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情绪。据其夫人史瑞楚介绍：“陈光在组织上找他谈话时，表现得不冷静。他一听那些错误有些不实和夸大，情绪立刻波动起来。本来，叶帅找他谈话时，两人还握手问候，气氛是融洽的，但到后来，两人争吵起来，甚至还拍了桌子，谈话只得不欢而散。后来，在广东军区党委的组织生活会上，大家就其错误继续开展批评，结果陈光又因上述原因，再次发了脾气。叶帅当时说‘陈光，你是党的高级干部，又是老同志，总要讲点组织原则吧。’陈光说，‘无原则的批评我就是不能接受。’双方都不让步。”
鉴于陈光的错误和抵触的态度，中南军区报请中央后，给予他开除党籍的处分。1950年7月23日，陈光受到更为严厉的处理。这天一大早，原115师作战科长、陈光的老部下、时任广东军区参谋长的李作鹏，邀约他赴广州荔枝湖游玩。陈光很开心。两人在湖中泛舟，还搞了野餐，颇为尽兴。但是待到下午归来时，陈光大吃一惊，只见其达道路的住所已戒备森严，跟随他多年的老炊事员含泪望着他，四周则站满了他不认识的战士。警卫全部撤走，查抄了住所，在二楼的房间里，李作鹏尴尬地望了望他，然后朝保卫部部长呶了呶嘴。保卫部长便捧出上级的电令，宣布他已被撤销广东军区副司令兼广州警备司令的职务，旋即将他软禁起来。
实际上，对陈光的处理意见已在7月22日晚由中南军区电告了广东军区，鉴于陈光性格刚烈，又是战功卓著的老同志，电文强调尽量做到不扩散，具体实施由广东军区党委安排，采取先撤换警卫，再行就地软禁的办法。但是怎样实施呢？广东军区连夜召开党委常委会(未通知陈光参加)，由叶帅主持，拟了几套方案，都未获认同，最后李作鹏自告奋勇提出了邀陈光游湖、再派人查抄住所的办法。客观上讲，李作鹏提出这个建议，一是基于多年的战友情谊，希望在老战友被打入“另册”前，能够开开心，叙叙旧；二也是执行上级尽量不扩散的指示。作为参谋长，这是他的分内之事，不能因为后来的蜕变而在这件事上指斥他。
陈光被软禁后，据当时看守陈光的保卫干事王大述回忆：“我带一个警卫班负责对他进行监护。陈光在二楼听到对自己的处理意见后，情绪很激动。因执行者都是他的老部下，不便作什么解释。开始几天，他饭量很小，常常大发脾气。我职务低，只负责看守，便对他说，首长，你的问题我们不了解，领导派我们来，有三条任务，一是保卫你安全，二是照顾你生活，三是限制你自由，不能下二楼。你有意见可以向组织反映，但不能老发脾气，不吃饭，这样会影响健康的。”
陈光连连摇头，两行清泪挂满腮边，盛怒中他掏出珍藏在贴身衣袋里的毛泽东1945年写给他的信，气愤地说：“有人陷害我，毛主席了解我，信任我，我要见毛主席。”说完，把信递给了王大述。王大述看完那封信，叹口气劝道：“首长，你不要着急，事情会搞清楚的，你可以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嘛。”陈光点点头，情绪才稍稍稳定下来。
对于陈光问题的处理，最后的决定权在中央。当时，中央是根据中南军区、华南分局、广东军区的报告处理意见为依据的。解放初，一切尽在草创阶段，不可能像今天有一套严格、完整的监察、纪检系统，对于党内干部的处理，基本上沿用战争年代的办法，这样难免会轻率、粗疏；同时，由于性格原因，陈光与一些同志尤其是主管军队方面的个别元戎、战将有些积怨；犯了错误后，陈光又与组织上有严重的对立抵触情绪。自然，各种因素纠合在一起，这种处理就显得不足为奇了。
陈光[解放军著名将领] - 病殁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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