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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的教诲终身受用！”水静说，特别使我受益匪浅，真有一种如沐春风、茅塞顿开的感觉。参加革命时自己还是个黄毛丫头，养成直来直去的性子，对于人情世故，很少讲究。和尚奎结婚之后，面对极为复杂的关系，仍按那么几条简单的原则机械地处理，自然难尽如人意。是邓大姐头一次让我懂得所处的“夫人”这一特殊位置，以及从这个位置出发考虑问题和解决矛盾的原则与方法。我常想，这些年来，小至家庭，大至社会，自己在待人接物、处理与尚奎有关的种种问题上未出大错，是和大姐的帮助分不开的。所以我对大姐特别尊重、特别敬爱。

邓大姐手把手传授“八段锦”，为日后健身运动打下了根基

与周总理、邓大姐熟稔之后，交往自然就多起来。周总理、邓大姐住的西花厅与李先念、林佳楣住的地方很近，中间只隔着李先念办公的院子。水静和林佳楣、余叔（曾希圣的夫人）比较要好，被称为“三姐妹”。水静、余叔到了北京必定相约在林佳楣家会面，也多半都要去西花厅一起看望邓大姐。

每次到西花厅，邓大姐总是热情地予以接待，谈工作，话学习，聊家常，问寒问暖，关怀备至。她常常留“三姐妹”吃点心，还专门煮红豆稀饭给她们吃，说：“这些你们在饭店里是吃不到的。”言语之中亲切极了。

有一回，水静和林佳楣、余叔在邓大姐家交谈，玩得很开心，邓大姐特别高兴地领着三人参观了她的书房。大姐的书房不大，但很精致、大方、整洁。除一张书桌、两把椅子外，就是一大排壁橱，没有安玻璃，摆满了书，还有一些精致的小件工艺品。“三姐妹”的目光停留在一张照片上，那是邓大姐和周总理年轻时的一张合影。周总理坐在草地上，邓大姐伏靠在他身后，左手搭在周总理肩上，右手伸到周总理胸前与他的手握在一起。柔情蜜意，溢出镜框，看了让人羡慕不已。邓大姐拿起相框，擦拭着说：“这是恩来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照的，已经几十年了。”一种幸福的情感，流露在她的眉梢嘴角之间。

还有一次，水静和余叔在邓大姐家玩，说笑中，大姐拿出了前不久在上海做的一件浅米色呢子外套给两人看，想听听她们的意见。这件浅米色薄呢小外套，V字领，前面没有纽扣，前襟两边镶了五六厘米长的彩色薄呢料子边，的确又大方又好看，也好配衣服，水静和余叔看后赞不绝口。邓大姐高兴地说：“得到了你们两位的夸奖，说明我这件小外套做对了。”

邓大姐既关心夫人们的工作和思想，也关心她们的身体健康。有一次，邓大姐在北京见到水静和余叔，又热情地把她俩约到家中。她说：“最近有位同志教我一项体育运动，名叫‘八段锦’，对身体很有好处。你们还年轻，你们的书记可是要锻炼啦！”接着便饶有兴致地把两人领到院子里，手把手地教授两人做起了“八段锦”。

2004年2月4日，在邓颖超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文献片《邓颖超》中有一段水静回忆邓大姐教她打“八段锦”的情景：“八段锦”简便易学，大姐边练边做示范，她和余叔跟在后面学，不一会儿就学会了。水静开心地说：大姐，在体育锻炼上我们是你的弟子，你是我们的师傅，我们得到了你的真传。说得大姐乐哈哈地笑起来了。

大姐招待吃宋庆龄赠送的鲥鱼，总理吃剩饭菜却是常事

邓大姐对人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各方面的问题都考虑得很周到。1964年初夏，水静陪同杨尚奎到北京友谊医院打肝蛭虫。一个多月里，总理和邓大姐两次请杨尚奎和水静到他们家吃饭。

当时两人是在上海搭乘罗瑞卿的伊尔-18专机进京的。飞机一到南苑机场，就看到了邓大姐，大姐询问了杨尚奎的身体情况，并且记下了两人在京的住址。

杨尚奎住进了北京友谊医院后，水静住在北京饭店，邓大姐经常叫秘书给水静打电话，询问杨尚奎的病情，问杨尚奎对打虫药是否有药物反应，秘书说打虫药毒副作用大，总理和邓大姐都很关心。大姐还让身边工作人员给水静送水果和鲜花并陪她聊天。水静把这些告诉杨尚奎时，他听了动情地说：“总理和邓大姐一向是这么关心和体贴同志的。”后来，水静向大姐当面道谢时，大姐笑笑说：“你们来了，恩来太忙，不能亲自过问，当然我要代劳呀。尚奎同志住院，你一个人住在饭店，很寂寞。我让秘书照顾一下你，也是应该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