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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这些变量充分酝酿并出现之后，腐败才可能成为一种批判的武器。但它也只是一种用于文宣的批判武器，对帝制王朝的局势走向，并无实质意义。

而在上述变量未出现之时，腐败其实是一种维系统治的润滑剂。

比如，四十多年前，北方的勃老师及其家属以贪污腐败著称，“几乎拥有世界上各种品牌的名车”。但当他步入晚年，出现神经呆滞、记忆丧失、语言困难等症状，对工作感觉很痛苦、要求退休时，却遭到了同僚们的一致反对。甚至于勃老师的老年痴呆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外交工作——74岁那年，他出访哈萨克斯坦，刚刚落座与人握手，就告别离场（他的失忆症让他错以为自己的访问已经结束），他的同僚们也不允许他退休。因为在他执政的时期，这些位同僚们的平均在职年龄，可以高达70.4岁（1980），基于“一种共同的需要”，勃老师不能退休，直到他因出席某次大型户外活动，在11月的广场主席台站立长达3个小时，并于3天后去世。

与之相反的例子，则是斯老师。他搞了一套“官职等级名录”，把谁能腐败、能腐败多少的权力，都收在自己手中。结果，当他疾病发作，他的同僚们一致选择坐视他浸泡在自己的尿液中慢慢耗尽生命。后来的赫老师，上位后先是大降干部工资，继而又取消“钱袋制度”，得罪了同僚，得罪了300万“等级名录阶层”，也只好黯然下台。

西汉初年的故事，也是相似的情节。

惠帝在朝堂上责备曹参，说你做了丞相，怎么什么事情都不做？曹参反问：陛下你和高帝相比如何？惠帝只好说“不如”，曹参说：对啊，陛下你不如高帝，我也不如萧何，他们定下的政策，你我自然不应该去变更，我当然是“萧规曹随”，什么事都不做。这个什么事都不做，其实就是不要碰既定的蛋糕分配机制，包括了不要借腐败问题来改变蛋糕分配的比例。

这是曹参作为一个军功老臣的自觉。进长安之前，继任的齐相问曹参：您老人家要走了，有什么嘱咐我的没有？曹参说：别的没有，就是别去整顿那个“狱市”（这是个什么玩意，学术界很多争论，我也没搞懂）。那里头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囤积居奇，什么坏人都有。你别整顿，随他们去，否则，“奸人安所容乎？”简而言之，坏人的蛋糕虽然是不法所得，但你别乱碰，碰了要出事。

碰了要出什么事？当然是要命的大事。当吕后晚年试图改变蛋糕的分配，打破军功老臣对国家行政权力的垄断（以拥有军功之臣和外戚双重身份的吕产为相），军功集团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在陈平和周勃的秘密串联下，他们趁着吕后新丧，血洗了吕氏一族，处死了少帝刘弘，并编造了“安刘必勃”的刘邦遗言。

显而易见，腐败与否不是问题，蛋糕分配才是关键。

其实，许多时候，腐败不仅是维系统治的润滑剂，甚至还是维系社会活力的要件。毕竟，许多按正常程序应该办成、但实际上按正常程序永远也办不成的事情，还可以靠腐败解决。当然，这是另外的话题了，不再展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