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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选择计划经济，除了因为把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偏差外，还因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要突破这种劣势，中国如果仅仅依靠市场，旨在实现赶超而保障工业化资本快速积累的高积累、低收入、低消费的政策难以实施，也难以将有限的资源整合到工业化这一国家第一序列的大事上。对于计划手段的使用，对于政府的作用，不能陷入实际上为抑制发展中国家突破劣势困境而把政府限于守夜人的主张的陷阱。实际上，即便是最发达的美国，也干预市场。就国内而言，美国的曼哈顿原子弹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信息高速公路等使用了政府这只“手”，2019年2月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命令《美国人工智能倡议》，将人工智能列为优先产业并予以相应的政府扶持；就国外而言，2018年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使用关税政策打压中国经济，甚至通过多种形式打压华为等企业。同时，也应当看到，计划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也会发生失灵。改革开放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企业缺乏经营自主权和活力，加之一些计划不完善而造成浪费。中国独立的工业体系基本建立起来，工业自身的资本积累能力显著增强，也就为逐步调整高积累、低收入、低消费政策奠定了基础，也为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提供了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改革中不断完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路径、机制，在手段上不排斥市场而综合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在方式上让行政手段逐步退出而综合运用发展战略、规划、政策的引领和促进，在主体上不单纯依赖公有制企业而实行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推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路径、机制的探索完善，使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更充分地发挥出来，使中国跨越发展之路越走越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