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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基于京东大数据，这种中心城市逆城市化现象体现的更为突出。例如，2018年一线城市人口均已经出现了流出的现象，笔者发现，一线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一线城市流出比例已经达到1.13%、0.95%、1.05%和2.56%。

　　从大数据看中国都市圈的形成

　　即便一线城市出现逆城市化现象，但在笔者看来，这一现象也并不值得过于担忧，不意味着中国城镇化红利的消失。相反，在观察到一线城市人口流出的同时，中国城市都市圈已经悄然形成，特别体现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说明中国城市群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承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增长极。

　　例如，上海方面，根据京东大数据，无论是人口迁入还是人口迁出，排在前五名的城市，除了北京以外，均是长三角周边的城市，即从迁入的城市来看，2018年迁入上海的城市中，苏州、杭州、南通、南京分别列第二、三、四、五位；而从上海人口迁出的城市中，苏州、杭州、南通分别列第二、三、四位，南京、无锡也位列前十，说明虽然上海人口有所减少，但主要迁往长三角地区的其他城市，城市集群已经形成。

　　这一现象在珠三角的城市集群方面也体现的同样明显。例如，广州方面，从迁入情况来看，除了北京以外，深圳、佛山、东莞、湛江、茂名、清远、惠州、肇庆、中山都是周边城市，广州迁出城市亦在周边。而从深圳来看，广州、东莞、惠州、茂名、佛山这些珠三角城市均是深圳方面人口流动的主要城市。特别是从深圳的迁出城市来看，人口流出最多的区域是东莞，在笔者看来，这或与近年来东莞大量承接了深圳外溢的制造业密切相关，说明城市一体化加速发展，城市集群在珠三角已然出现。

　　当然，相比来讲，京津冀的城市集群效应弱于长三角与珠三角，但基于京东大数据，笔者发现，北京的人才迁出地并不仅集中在北京周围，形成城市集群，而是对全国具有辐射效应。具体体现在，北京的主要迁出城市前十名中，除了廊坊、天津、保定属于京津冀都市圈以外，上海、深圳、广州、成都、武汉、西安、重庆都是北京人口迁出的主要城市，占据七席。而从迁入城市来看，上海、广州、深圳迁入来源最多的城市是北京，这说明四大一线城市中，北京对全国的辐射能力最强，这或与北京重点大学云集、“总部经济”突出等因素有关。

　　综上，基于大数据，笔者观察到中国城镇化道路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集聚效应，以中心城市为中心，向周围辐射构成都市圈悄然形成。而这不仅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之路不谋而合，也是中国城镇化道路自然选择的结果。从历史规律看来，尽管有基于大都市病的担忧，但都市圈的形成将有助于优化资源的分配，促进产业的聚集，带动就业机会的增加，不少国家在经历过探索之后也都回归到发展大都市圈的道路上。

　　而根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课题组发布的《中国城市群一体化报告》，中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12个城市群依靠不到五分之一的国土面积，聚集了中国人口总量的六成，贡献了中国经济总量的八成。说明伴随着中国经济集聚趋势的日益明显，承载人口、产业、经济的主要载体——城市群与都市圈或将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新路径，为中国经济增长激发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