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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所的人对我们这些“学生”可好了。春天的敦煌，天气仍非常寒冷，段先生、史先生他们戴着大棉帽子，黄棉衣衣襟交错搭在一起，然后用一条围巾扎死。段、史两位先生经常很早就过来，站在下寺的院子里，用很浓厚的四川话喊道：“刘老师(刘少雄，编剧之一)起床了撒！”天气寒冷，出不了被窝。我们匆匆起来，用冷水刷牙后，就蓬头垢面跟在先生们后面去看洞窟了。就这样，我们在这些苦行僧式的国宝级专家的引领下走上了学习敦煌艺术的道路。

　　找突破，忍痛舍弃《敦煌曲》

　　在敦煌学习了半个月后，我们就返回兰州了。回到兰州后，创作组就开始忙碌了。大家聚集在一起，开始编。创作组的编剧和一般人们了解的编剧不一样。五个编导三个助理编导，再加上执笔，还有其他人，也就十个人左右。一个人说个构思，往下编故事，其他人边听边找缺点、补充，编上一段，大家觉得不好，另一个人就重新捋一遍。就这样，争执、辩论、否定、再否定。那时，人们没有多少功利思想，更没有明争暗斗，大家一门心思想把事情弄好。改革开放之初，人与人之间是非常的团结坦诚。

　　不久，第一稿出来了，名字叫《敦煌曲》，这部戏时空跨越一千多年，从唐朝写到了解放前，没有一个贯穿人物，而且还带着些阶级斗争的印痕。

　　最后，我们还是否定了《敦煌曲》。我们感到所掌握的素材还不足以编一个剧本。在老师们的指点下，我们把目光转向壁画故事之外的历史延伸。开始了三个月闭门读书，只读不讨论，个人读书，请专家讲课，我记得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的很多先生都给我们讲课。从丝绸之路的起源、兴盛再到敦煌的地缘政治各个方面，中间又去了一次敦煌。这似乎和剧本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积淀在逐渐加深，大家心里有了新想法，也确立围绕大唐和丝路做文章的思路。

　　三个月后，我们再次开始创编。大家依旧用舞蹈讲故事，把各自的故事讲出来，然后依旧是讨论，否定，争论中完成了剧本。通不过就再改。这个过程很是折腾人，每一次汇报前，大家就在心里念道，赶快通过吧。

　　前前后后用去了小半年，到11月中旬，总算通过了。那天创作组去省委宣传部会议室汇报，我们手舞足蹈地叙述完后，脸上闪着汗珠，大家鸦雀无声，都盯着吴坚部长看。过了半天，吴部长才慢吞吞地说：“这次我看行。”话音刚落，会议室里就一片欢呼。大家喊叫吴部长请客，吴部长说这次就不请了，到北京演出后，他请大家吃全聚德烤鸭。我们可爱的老团长易炎请大家在省政府附近一家包子馆，吃了一顿包子。

　　北京公交车上,我仍在练习印度舞

　　接下来，真正的挑战才开始。本子通过了，编导们拿出了详细的书面导演阐述和音乐长度表，作曲家开始写曲子，编导们着手舞蹈的进一步设想。大家分场编导，集体负责。我分到的是第六场《二十七国交易会》和尾声。作为一个资历不深的编导，要编好全剧的终场戏难度很大，压力不小。可编导组的老大哥、老大姐们就鼓励我帮助我拿下这一任务。

　　压力虽大，人的精神却好得很。由于第三场是在波斯、第六场里有印度舞和各国来宾。当时，影像资料极少，会印度舞的更少了。我们决心到北京东方歌舞剧团学习。我和朱江就去北京学艺了。

　　时间紧迫啊！我们匆匆赶往北京。谁知东方歌舞剧团却为出国演出做准备，忙碌得很，根本就顾不上我们。最后一天，我们都等到12点过了，他们的排练还没有结束。就在这时，我看见他们的团长，赶紧拉住，说了一下情况，团长热情给我介绍了一位老师。老师问我学什么，我说印度舞。他说学什么内容。我忽然想起了常书鸿先生的话，说就学手势和眼神。老师就给我教了一些动作。时间很短，我害怕忘记，在回去的公交车上，不停晃动着脖子，转动着眼神，复习着老师讲的内容，车上其他乘客用很怪异的眼光看我。

　　在北京期间，我和朱江还去了社科院考古所。考古所的所长夏鼐先生是波斯专家，夏先生仔细地讲了我们想知道的种种背景，同时给我们看了很少的图片资料、历史状态、风土人情等等。

　　回到兰州就是11月底了，紧张的案头工作早就开始了。到了1979年元月2日，排练正式开始，奋战了几个月后，在1979年3月21日完成合成排练。看后，一位领导说，你们一定会成为祖国文艺百花中的一朵美丽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