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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国来看，在土地的规划利用层面，上述来自贵州的城市规划人士认为，伴随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和实施，也将建立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乡镇级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在规划过程中，就要体现“有增有减”和结构调整并存。

　　这位贵州的城市规划人士表示，对于一些人口持续流失的乡镇和城市，要坚决落实减量规划。而对于一些尚处于城市收缩初期的城市，在控制增量的同时，主要还是以内部的空间结构调整为主，尤其是将一些城市过剩的工业用地，实现用地性质、功能和用途的更新。

　　调整过去按照行政等级配置土地指标等资源的做法，是多位与会专家共同持有的观点。在此次学术周上，也有自然资源系统的研究人士表示，应当打破传统的行政级别主导的建设空间配置方式，以区域为单元，建立城乡建设用地增减互容互通机制。

　　该研究人士表示，同时应设定城乡建设空间利用上限，建立市市间、市乡间“地随人走”的流动配置机制和弹性调整机制，体现中央政府管控原则性，赋予省级政府和地市政府配置资源的灵活性和积极性。

　　由于中央已经明确要求收缩型城市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基于空间治理的城市更新也开始引起重视。

　　范毅在上述文章中建议，要积极推进旧城更新改造。在旧城更新改造中要采取微改造模式，降低改造和管理的尺度，要倡导精细化管理，像绣花一样去管理和更新城市。

　　而在公共服务领域，王伟认为，由于收缩型城市往往伴随着产业衰退，财政收入不足等问题，可以用于城市发展的资源和资金有限。

　　王伟表示，对于这类城市应当制定政策引导当地政府，将其有限的资源和资金，投入到长期缺失的公共服务领域，以及增加生活、生态空间的供给上。从而增强城市活力，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而不是一味地追求短期经济总量的增加，“核心是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城市发展考核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