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 “说好了要建学校，一期不建，二期也不建，三期了建个‘麻雀学校’”；有“一些大楼盘说好了建配套学校的，结果投机取巧蒙混过关”；甚至还有“教育用地规划成一纸空文”，“在学校内合作建房、违规建房”等。
时任深圳教育局副局长的范坤就曾直言，深圳学校在新建学校用地落实上存在困难，规划中准备用于建设义务教育学校的用地，大多难以落实。
问题出在用地紧张。就在这个月，已发布学位预警的龙华区再起争议：该区落户了深圳规模最大的城市更新项目，其结果是摊薄了项目周围老小区居民的学位数。随着城市更新项目不断增加，会导致更多类似的情况出现。
事实上，根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两位规划师2017年的一项研究，受限于城市土地规模，深圳学校建设早已采取了一种更为集约化的模式。根据其对四个一线城市相关规范标准的统计显示，深圳生均用地面积低于北京、上海。
数据来源：《城市更新中基础教育设施空间配给研究》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饶小军曾透露，为了更好适应新的需求，深圳在城市规划中已经针对流动人口猛增的情况设置了相应的系数。
但计划总赶不上变化。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分析认为，在城市寸土寸金的地段，如何规划、需要什么样的项目很容易受到盈利能力的影响。一些学校的做法是，将无法继续扩张的部分移至郊区，但仍然无法解决人口密集区的学位问题，最终导致局部教育资源不均衡的状态。
远期建设难以解决眼前问题，深圳当如何？
有人指出，40年的狂奔，深圳实现了“奇迹式”的发展，创造出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模式，但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能取代时间沉淀，包括教育在内的软件配套需要花时间、大量持续的财政投入，这些逐渐成为了深圳的短板。
但随着以人为本愈加贯穿城市的发展当中，用以满足人的需求的配套设施开始变得格外重要。在抢人大战中，如果一座城市无法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它的吸引力将会下降。
立足长远的建设难以解决眼前问题，深圳应该如何提升？
在熊丙奇看来，许多城市的学位问题都出在规划上，由于城市规划行政主导比较重，在没有制定前瞻性规划的状况下，前一任领导的规划很容易被下一任推翻，甚至会出现在已经建立学校的地方，又推倒重建广场或标志性建筑。
教育的优先性是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在深圳，各区和新区相继成立教育督导委员会，甚至在龙岗成立了区长“挂帅”的学位建设推进工作领导小组，以此让更多部门参与，解决仅由教育部门难以解决的问题。
效果十分明显——一个例子是，在龙岗，一块1.1万平方米的商业用地被变更为教育用地，为当地增添了1200个学位。
此外，熊丙奇还指出，公立学校短时间内的增长比较有限，可以将目光放至民办学校。由于场地面积、教师比例等技术层面的严格规定，民办学校准入门槛很高，在保证安全等因素的情况下，可以适当降低民办学校的准入门槛，让其填充缺失的学位。
以北京为例，随着人口高峰到来以及“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外来人口压力等因素，未来几年，北京市幼儿园学位同样存在缺口。北京市教委副巡视员冯洪荣就表示，将在学位矛盾比较突出的城乡结合部地区，通过自办、委托或合作等多种创新形式举办普惠性幼儿园。
“与此类似，在义务教育阶段，尽管国内仍然以学园模式为主，但也可以探索更加多样化的形式。”熊丙奇说，“比如，在国外，数以百万计的学生通过在家上学完成基础教育。这实际上是一种以家庭为单位、小规模办学的微型学校，国内也可以放开更多形式的教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