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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津数世纪积累下的名誉和其校友网络已经成为一种循环。” 阿什伍德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背靠牛津对其从政有积极影响，而这又吸引着想要从政的学生进入牛津。“想要得到那种机会的人会选择牛津。”

　　在第一次竞选中失败后，约翰逊在第二年如愿当选为牛津辩论社的主席，他的技巧是：掩盖自己的保守党目标，同牛津大学内的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同时还启用了民调手段。现任美国共和党资深民调专家的伦兹(Frank Luntz)，彼时为他做了许多民调。

　　1985年进入牛津大学，同约翰逊曾经是好友和政治盟友的戈夫告诉约翰逊的传记作者金森(Andrew Gimson)，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辩论社的酒吧……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善良的牛津角色，但他真的就像一只张大嘴巴的姥鲨在等着新手向他游过去。”

　　“我成为了鲍里斯(约翰逊)的傀儡，成为了崇拜他的选民。”戈夫说。

　　与此同时，1987年毕业的亨特在牛津的“声响”却要小得多。他没有约翰逊式的魅力或雄辩能力，没有明显的政治激情，但他是典型的“头部”男孩：海军上将的儿子，女王的远亲，身材高大又彬彬有礼。

　　不过，在所有牛津大学的政治活动中，有一位著名的缺席者：卡梅伦。不同于想拿一等荣誉却没拿到的约翰逊，卡梅伦得到了一等荣誉学位，在牛津大学的俱乐部生活中自娱自乐，且认为学生政治对简历没有太大加分：毕竟，他有着英王室血统，也与女王有着深刻的渊源，他的父亲主持了重要的上层俱乐部，他的堂兄费迪南德·芒特(Ferdinand Mount)则是撒切尔政策组的负责人，而伊顿公学的朋友圈比牛津大学更为强大。

　　毕业后，卡梅伦直接从牛津大学到了保守党的研究部门，并在那碰到他后来的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牛津大学辩论选手们之间建立的友情也隐隐约约暗含了这些微妙的元素。

　　譬如，作为卡梅伦的教育部长，戈夫以为他们是朋友。但是当卡梅伦在2014年突然让他成为首席党鞭时，戈夫被摧毁了：他觉得卡梅伦和他的老伊顿人小圈子 “像对待幕僚人员一样”对待他，他想复仇。

　　PPE留欧派和其他专业的“脱欧派”

　　通过统计可以看到，出身于上世纪80年代的牛津大学的英国政客，控制了留欧派和离欧派两大阵营，但他们攻读学位的科目却不尽相同。

　　譬如，有牛津的“首相学位”之称的是“PPE”，即政治(Politics)、哲学(Philosophy)和经济(Economics)。回到2016年，牛津PPE的毕业生们几乎都是留欧派：卡梅伦(前首相)、亨特(现外交大臣)、斯图尔特(现国际发展大臣)、哈蒙德(现财政大臣)、汉考克(现卫生大臣)、吉马(前教育大臣)、海因茨(现教育大臣)、博尔斯(前技能部部长)、米利班德兄弟(前外交大臣及前工党党魁)、鲍尔斯(前影子财政大臣)以及曼德森(前商务大臣)等。他们想必是为了学习运作一个现代国家所需的最前沿的知识，才选择了这个科目。

　　相反地，大部分脱欧派学习的是需要回顾过往的科目：约翰逊选择了古典文学、里斯-莫格和汉南(保守党资深议员)学习的是历史，而戈夫(现环境大臣)研究的是英国文学(主要是名著)。他们非常念旧。

　　约翰逊曾给丘吉尔著书立传，里斯-莫格今年出版了赞颂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物传记，而戈夫在此前担任教育大臣时曾致力于确保小学生们能读到19世纪文学作品和英国的“岛国历史故事”。

　　在梅成为了首相后，她将落实脱欧的职责委托给脱欧派，在内阁中对他们予以重任。

　　但这些人是辩论家，而非政策制定者。他们无法通过辩论让布鲁塞尔方面妥协，因为欧盟的谈判官们遵循的是规则。

　　正如同英国打了半辈子交道、曾历任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和世贸组织(WTO)总干事的拉米在此前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所指出的，“这不是欧盟与英国之间的谈判，而是英国内部的谈判。我们每周都看到，欧盟妥协了，但是英国内部很难找到平衡点。”

　　脱欧一时爽？

　　在保守党的这一次领导人竞选中，如同旧时在牛津那样，约翰逊又开展了一次不错的竞选，亨特则在攻击约翰逊缺乏“严肃认真”的特点。而戈夫，就和以前那样，再一次站在了胜利者的阴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