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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注意到，此類平台在《用戶協議》中通常會作如下表述：“平台僅為發起人、求助人與贈與人之間的籌款提供網絡空間和技術服務”、“平台作為居間方……全部法律后果由發起人、求助人和贈與人自行承擔”、“不對項目做任何形式的擔保”等。張凌霄指出，這當中存在格式性的霸王條款。

“事實上，捐助人大多基於對平台的審核信任而捐錢。既然生意攬過來了，你不能既掙著錢又不擔責任。”張凌霄認為，比起其他網絡服務平台，互聯網大病眾籌平台對於求助者信息發布的真實性應負有更加嚴格的審核義務，否則會傷害到整個社會對於慈善的信任。

此前有媒體曝光互聯網大病眾籌平台的志願者們有考核壓力，爭相到醫院裡去推銷“眾籌”，患者不要眾籌還被反問“干嗎跟錢過不去”？北京致誠社會組織矛盾調處與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何國科指出，推銷行為已經讓這種大病求助眾籌變質了。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劉銘也認為，企業是有社會責任的，從管理角度也應盡職盡責，對互聯網平台的要求不能鬆。

□建議

很多問題亟須通過立法來明確

但也有專家提出，互聯網大病眾籌平台創造的社會價值不容忽視，他們確實給了很多家庭“一線生機”，彌補了現有社會保障體系下的不足。

公開信息顯示，“水滴籌”精准幫扶國家級貧困縣的困難患者已超過5萬人，覆蓋全國558個國家級貧困縣。民政部慈善事業促進和社會工作司慈善組織處調研員李莉表示，根據這些平台的統計，大病求助的發起人90%以上來自三線以下城市和農村，80%的發起人家庭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李莉認可這些平台作出的成績，但也認為，當前求助案例中暴露出的誠信問題亟待解決。

“從哪個角度去動員、督促、引導和規范服務？當前，我國法律存在缺位。”李莉說，目前採取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去年三大平台聯合簽署了《行業自律公約》，確實發揮了一些作用：媒體報道過的葉某偽造病歷在網絡平台上發起籌款被檢察院批捕的案例，就是三大平台啟動自律機制，聯合報案，葉某騙取的善款也被全部退還。 根據《行業自律公約》，平台也採取了一些積極措施。比如機器智能和人工“雙審核”，通過系統驗証，社交網絡傳播驗証，第三方數據驗証，大數據分析，輿情監控，對求助信息進行管理。在發起項目中，平台還設置了証實人証實環節，就是由患者的親朋鄰裡對他發起的求助項目進行補正。此外還設置了黑名單制度。

但是專家們也指出，《行業自律公約》並不具有法律強制力。互聯網大病眾籌平台對於求助者發布信息真實性的審查責任的邊界在哪兒？沒有用完的善款怎麼處理？哪些單位或部門負有行政監管義務？這些都需要通過立法來明確。

金錦萍表示，我國的《慈善法》不調整個人求助行為，實際上是保留了個人在遇到困境時通過各種途徑向社會發出求助的權利。“與沿街乞討等傳統的個人求助相比，互聯網平台攪動的社會資源太多，短期內聚合效應太強，如果不進行規制，就會出現虛假信息或者隱瞞重要信息的情況，由此導致的社會資源配置不當對社會影響太大。尤其是當平台以此為業的時候對規則要求就更高，因為相當於平台在給個人求助行為背書。”金錦萍認為，這些平台亟須專門的法律來規制，這樣才能確保“騙捐”只是個案，不會成為“冰山一角”。 本報記者 張蕾

(責編：董兆瑞、高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