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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与此同时，现实困境依然存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硬件和软件都与现实需求存在差距；服务供给主体主要以政府为主，社会力量参与明显不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存在非均衡性。

　　王兵：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在供给的广度、深度、精细度和科学性上都有待提升。主要表现有：地区差异导致服务水平不均衡；科学健身指导的权威性、科学性和体系性有待加强；安全、便利、贴心的健身设施仍然不足；社会力量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参差不齐；因地制宜、以健康为导向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建设标准和评估标准尚未出台。

　　王凯珍：近年来，全国各地体育设施短缺的情况有了较大改观，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全民健身组织网络基本形成，全民健身指导和志愿服务队伍不断壮大。

　　但是，当前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还存在一些问题。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格局远不成熟；体育社会组织能力不足、数量不足，政府对体育社会组织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扶持不足，带来公共体育服务组织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全社会的合力难以形成。在幼儿运动方面，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幼儿的运动需求呈井喷式增长。但无论是幼儿园还是公园、社区，幼儿的运动空间和设施器材匮乏，懂体育的幼儿教师、幼儿运动指导师更是稀缺。

清晨，太极爱好者在上海外滩陈毅广场锻炼身体。新华社发

　　3.构建“主动健康”服务体系，分步骤、分阶段实现目标

　　光明智库：《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要求，到2022年和2030年，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分别不低于90.86%和92.17%，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不低于37%、40%。要达到这些目标，还需要哪些努力？

　　邹新娴：达到这些硬性指标，总体看不存在问题。但不得不说，部分区域和群体要达到这些目标会存在困难，比如西部贫困地区，以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工作繁忙的中青年在职群体。

　　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需要多元主体参与、协同创新。一是政府内部系统的协同，即体育行政主管部门与教育、文化、卫生、旅游等行政部门的协同；二是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等的协同，实现全民健身管理体制机制、组织形式及工作方法上的协同创新。

　　  王兵：在体制上，要强化三类组织的培育与建设。一是新兴融合性组织，即以培养健康生活方式为目标，将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的组织融合形成新的组织。二是组建联盟，比如把具备资金和人才实力但缺少场地的东部发达地区和有场地但缺乏资金、人才的中西部地区结合起来，组成联盟；积极、稳妥引入国际知名组织，与国内组织形成健身联盟。三是建立中国特色新型全民健身智库体系，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使智库更好地发挥作用。

　　从具体措施来说，可构建“主动健康”服务体系，分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相关目标；与其他领域的国家战略性工作结合，借力发展；充分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如此才能把“健身冲动”变成习惯性的健身行动。

　　 王凯珍：要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找准政府、社会组织与企业的各自定位，厘清各自在全民健身工作中的事权划分；认识到体育社会组织在全民健身中的重要作用，加大政策扶持和资金扶持力度；注重体育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强化社会责任意识，提升服务供给能力。

　　4.让身体发展与精神富有并驾齐驱

　　 光明智库：请问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间有什么重要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