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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出台的总部经济相关政策中，首要内容就是定义总部。除综合型、功能型、成长型总部的类似划分之外，不同城市对总部企业的营收与税收的要求均不相同。较早推出总部经济方案的深圳，对持续经营一年以上的总部企业给出了三种规定情形：上年度纳入本市统计核算的产值规模不低于20亿元的形成地方财力需不低于4000万元；上年度纳入本市统计核算的产值规模不低于15亿元的形成地方财力需不低于6000万元；上年度纳入本市统计核算的产值规模不低于10亿元的形成地方财力需不低于8000万元。

相比之下，武汉的标准则较为宽松。根据产业门类，武汉划出三类总部企业，其中现代制造业企业要求上年度纳入本市统一核算的营业收入不低于20亿元、地方财政贡献不低于3000万元，现代服务业企业上年度纳入本市统一核算的营业收入不低于10亿元、地方财政贡献不低于2000万元。

分得几杯羹

时间倒退回20年前，总部经济的兴起，既是制造业外迁导致城市空心化后的必然选择，又是城市实现愈加寸土寸金的中心地区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方案。

当时，被问及为何世界500强企业仅273家在沪投资时，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姜斯宪给出答案：由于上海的地域面积狭小，因此“并非所有要来投资的外资企业都是上海欢迎的”，“特别欢迎能够推动上海支柱产业发展的外资，欢迎他们的总部落户上海”。

时任北京副市长陆昊更直言，他曾跟有些跨国企业总经理说过：别看你们在北京热热闹闹建总部，我不一定领这个情。在他看来，引进总部时应当明确，发展经济的本质追求，是获得税收、增加就业机会，为属地区域的人民作出应有的贡献。而投资性、决策性总部以及经营活动、研发活动的总部，对当地经济的贡献相差甚远，则需谨慎考虑。

而时至今日，除了总部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外，由此形成的影响力也成了城市的权衡标准。因此，即便不同城市总部企业门槛不同，但给出的条件都足够优厚：对于入驻总部企业，在特定条件下，成都最高可给出共计5000万元奖励，这个数字在西安是6000万元，在广州则是8000万元。

好的方面是，总部企业正在为城市带来更多人才。根据公开信息，今年4月，小米、金山、顺为武汉总部共有约1500多名员工，小米表示正在持续加大人才招聘力度，今年计划再招聘1000名左右研发工程师。

但要正视的是，在提升城市能级的同时，总部企业也可能会带来问题。去年11月，亚马逊第二总部的选址落定纽约后，带来了当地的极大反弹。居民担心亚马逊的到来会提高当地租金，并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抵制行动。最终，亚马逊选择与纽约分道扬镳。

正如赵弘所说，总部企业的到来将改变一座城市的内部结构。作为接纳方，城市需要拥有一套问题的应对措施，这些问题不仅包括房价、消费品价格上扬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也有人指出，对总部企业过度倾斜的优惠政策也可能会挤压当地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

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当总部企业被层层分割之后，究竟还能给城市带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