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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西安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无数仁人志士和革命先烈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曾经与张学良一起发动了西安事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杨虎城将军，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倒在了国民党反动派暗杀的血泊之中。西安解放后，杨虎城将军灵柩从重庆迁往西安，我父亲组织西安各界群众，为杨虎城将军举行隆重的公祭活动。对于那些在革命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我父亲总是念念不忘，亲自主持在西安革命公园为土地革命战争中牺牲的王泰吉烈士修建了纪念亭、纪念碑，还将渭华起义领导人许权中烈士的儿子接到家中收养，并为他改名许共和。为了纪念西安解放，许多以“解放”命名的道路和建筑直到今天仍然能唤起人们对那段峥嵘岁月的记忆。

西安解放初期敌特活动猖獗，百姓生活困苦，西北局和西安军管会迅速组织维持社会治安，恢复生产，平抑物价，一批老字号如同盛祥、老孙家、清雅斋、德发长、春发生、西安饭庄等相继恢复营业，还接办了香玉剧社、易俗社等一些进步文艺团体。

易俗社老艺人曾经回忆，在西安市军管会举行的庆典上，我父亲步入会场，看见会场横幅上写着“接管易俗社”字样，立即提出批评，这不能叫“接管”，应该叫“接办”！只有对敌伪机构才能叫接管，像是易俗社这样的进步文艺团体，只能叫接办，我们共产党要接着办下去，办得更好！

西安解放时，我父亲忙于工作，根本顾不上家。西安解放一个月后，我母亲才随着最后一批离开延安的西北局工作人员前往西安，我的姐姐当时才出生不久，妈妈独自一人带着她坐在大卡车货箱的行李堆上，顶着初夏的烈日，一路颠簸着前往西安。由于一路曝晒，喝不上水，我姐姐中暑发烧，几乎休克。到了白水，在县委书记薛和昉同志的关照下才缓过劲来。父亲虽然顾不上小家，但对于西安穷苦百姓的冷暖却记挂心间。有一天在经过城门的时候，他发现流离失所的百姓在城墙根上掏洞子居住，生活十分悲惨，同时也破坏了文物古迹，立即指示要妥善安置好这些群众。当时跟在身边的警卫员回忆说，那些洞子里污秽不堪，谁也不愿意进去，习书记却钻进去问寒问暖。

在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向新疆进军途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都是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前委决定派出贺龙、王世泰等领导同志参加开国大典，并委托我父亲主持西北局会议，推荐了民主人士安文钦、劳模代表刘玉厚，还有刚刚率部起义的国民党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前往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尽管我父亲和彭德怀伯伯忙于军事和政务，没有前往北京参加开国大典，但毛泽东还是决定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一一念出包括他们在内的所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的名字。50年后，父亲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活动，他望着天安门广场上的欢乐人群，对前来看望他的中央领导同志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1949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彭德怀任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任副主席。张治中将军曾长期担任西北军政要职，对西北少数民族状况比较了解，我父亲不仅虚心向他请教，还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对他给予关心和照顾。去北京开会回到西安，总是让张治中伯伯传达会议精神，合影留念也总是让他坐在中间。有一次他们一起外出，张治中伯伯的车掉进沟里，我父亲在后边的车上看见，立即下车和警卫员一起帮着推车，这让张治中将军十分感动，与父亲成为莫逆之交。

父亲一生都牵挂着大西北，也始终关心着西安的发展和建设。早在1959年就报周恩来总理同意，将西安古城墙列入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改革开放初期，又与马文瑞伯伯等多次指示西安有关部门，要保护好西安城墙在内的文物古迹。

今天的西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70年的奋斗，70年的建设，已经成为“一带一路”起点上一颗璀璨明珠，正向着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稳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