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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切说，帕索里尼抗拒拍一部常规的传记片，他对史实不感兴趣，“如果强求真实地再现主角本来面目，那将是一部没有意义的传记。”他把创作的重点转向“主角及其故事的流传史”，在两千年的时间线中，检视这个故事演绎的痕迹，角色的神秘和神性正是在流变中逐渐沉淀的。所以，“是准确复刻两千年前的巴勒斯坦，还是把它描绘成接近现状？我选择后者。”帕索里尼在巴勒斯坦堪景后，决定回到意大利南方拍摄，他用“类推”而非“重建”的方式选定拍摄的外景地，一次次在古代和现代之间摆渡。

　　当然，导演没有抛弃历史文献，只是按照现代人的形象重构了《马太福音》，也试图找到凌驾于时间的寓言视角，创造一种能同时面对过去和此刻、并融入未来想象的叙述。几年后，帕索里尼在一次访谈里说到：“影片里的基督带有我个人的痕迹，他身上有强烈的不确定性。他不坏，只是充满矛盾。”那是1968-1969年间，帕索里尼尚未开始拍摄《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和《一千零一夜》，距离惊世骇俗的《索多玛的120天》还有五年，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在“五花八门”的西方世界里是痛心的局外人，他对采访他的人说出：“我用电影创作的寓言是散文而非说教，在我的作品里，挑衅是次要的。我发表了自己的心声，然后闭嘴。”

【编辑:房家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