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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正史中，秦始皇在荆轲的匕首下四处乱窜；张仪靠虚假承诺，骗走楚国的城市；韩非子与李斯本是同学，却中了后者的毒手；赵高指鹿为马，就能让满朝噤声……大秦一直是高度功利主义的，并不浪漫。作为“以吏为师”的政权，它本身就在排斥“精神”。

　　可《大秦赋》的编剧们却相信这个“精神”存在。在第3集中，有这样一场戏：

　　嬴异人（辛柏青饰）东周的西君与赵国的平原君不得已，与嬴异人和秦将嬴摎谈判。为逼秦军退兵，平原君特意展示虏获的赵姬（嬴异人的妻子）和嬴政（嬴异人的儿子），要挟不退兵，便立刻杀死他们。

　　这种“是或不是”两难选择的桥段，是否老掉牙且不说，如果放在话剧舞台上，不失为“三一律”（时间、地点和情节三者之间保持一致性）的标准手法，放在现场感强的电视剧中，因与实际生活差距太远，让人颇捏了一把汗，生怕辛柏青说出什么肉麻的话。

　　好在辛柏青演技出众，将大段散文诗式的台词，表现得尚能接受，没想到编剧突显“神来之笔”，让嬴摎率先感动，当场礼赞：“你们都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秦人。”将场面推到让人开裂的高峰。

　　与前三季相比，《大秦赋》用力过猛处太多，包括嬴异人与吕不韦几近恋情的友谊、嬴子傒的离奇转向、华阳夫人蠢出天际的阴谋、嬴政向吕不韦追问出身……均过于小品化。说明《大秦赋》在追求“壮美”的同时，未能真正接上地气。

　　类似缺陷在前三季中也有，好在有精致的画面、宏大的战争场景、秦俑式的造型、观众不熟悉的故事等，掩盖了精神内核与现实合理性之间的脱榫处。可这些皮相的东西只能一次性成功，随着观众的审美疲劳，《大秦赋》根本处的缺陷便暴露了出来。

　　所谓“秦国精神”，是否定精神价值

　　不否认，秦国的华夏共同体意识仍有现实合理性，值得肯定，但远远不能因此便将秦国涂抹成华夏原生文明。一切文明的基础是人，而非功业，失去了人，功业不过是镜花水月。《大秦帝国》和《大秦赋》努力挖掘（或者说虚构）“秦国精神”，可这个“精神”除了反人道、反文明，用功业来否定人，将人物化外，并无太多内涵。它本身就是反精神的。

　　《大秦帝国》和《大秦赋》试图告诉观众，秦皇灭六国，不是为了一己贪欲，而是为了持久和平。可秦朝建立后，“力役三十倍于古”。战国时成年男子积蓄3年产量后服1次正卒、1次更卒，共33天。秦朝则成年男子耕耘1年，就要服2年正卒，耕种期间还要服1个月更卒。何坦野先生在《秦朝徭役赋税制钩沉》中指出，秦朝的劳役量是商周时的35倍。

　　役民如奴，不是秦始皇一人因性格偏差“犯了错误”，而是有其“理论基础”。商鞅在《商君书》中明确提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把民和国放在对立面，这种国只承认一种民，即耕战之民，此外都被视为负担。

　　显然，“这就是我们秦人”绝非秦国百姓之福，它只是贵族们的玩具。任何有良知、有理性的人，都不可能赞同这种极端刻薄、极端残忍的“精神”。

　　作为现代人，我们不能因为近代的挫折，便彻底推翻过去两千年的历史智慧，试图用从历史片段中寻找解药。这不仅违背历史正义，且是一种变形的虚无主义：难道两千年的往圣前贤集体误判了？把他们统统否定，则中国文化还剩下什么？

　　相信《大秦帝国》和《大秦赋》的所有创作者们都不愿回到秦朝，不愿成为修长城的一个工匠，所以他们很难将个体感受与所谓的“秦国精神”联系起来。他们只看到了“帝国”的壮美，却不知道从何处“赋”起，则《大秦赋》落入低谷，也就不奇怪。

　　从第二季开始，《大秦帝国》已流露出精神内核的苍白，开始大量添加宫斗戏，这些戏除了人物的名字是秦朝的，内容可放在任何一个朝代。似乎坐在屋子里耍耍阴谋，磨炼一下豪气，就突然有了公心，秦国也就从此崛起了。

　　这种用古装剧拯救历史剧的套路，到第三季时已很严重，《大秦赋》则更上层楼。只是越到后来就难持续下去，毕竟故事套路只有那么多，用尽了，马脚也就露出来了。

　　不提供新的精神高度，找不到历史和现实的连接点，这让《大秦赋》成了无本之木，只能抱着象征物抒情。可在大场面、大历史、大人物的壮观背后，不过是将残忍视为豪迈，用皇帝的悲哀替代众生的悲哀，把个体的尊严视为权力的祭品。这样的精致，已经背离了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