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时尚网移动版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周逵提到偶像产业中的一个悖论，“偶像既是一个自然人，也是一个法人，我们称之为‘人形IP’”，当以一种产品化的标准来要求一个鲜活的、具体的人，就一定会出现冲突。

　　直播、真人秀、社交网络……无数聚光灯追逐着“全天候”偶像，使他们文艺作品的受关注程度显著低于个人形象。

　　在现实的商业环境下，无论是“人形IP”的完美性，还是人本身的瑕疵性，都能被用来制造噱头和流量。

　　某网友曾写道，很早之前就从一些细节中看出偶像有傲气，不在乎粉丝，“其他人都不重要，就他最重要”。

　　王骐也觉得偶像“塌房”有迹可寻。当时，偶像换了新的经纪团队，在社交网站发布“个人状态”。王骐感觉“他挺有压力的，到了叛逆期那种”。但她无从得知，这些情况背后有着什么样的逻辑。

　　周逵觉得，“房子”是一个带有中国特色的象征物，代表着粉丝为偶像投入的数据劳动和情感。当“房子”倾塌时，粉丝“一砖一瓦都是我搭的，你凭什么背叛我”的心态，再正常不过。

　　在内地娱乐圈中，造星产业的前端——选秀节目已经非常发达，源源不断地输出着新面孔。但这些面孔能存在多久、光鲜多久，很难预测。

　　即使自诩从来没追过星的刘思宇，也在观看一档知名的选秀节目时“被他的才艺俘获了”。

　　刘思宇回想，自己那么“上头”，是因为这档节目的赛制设置让她产生了共鸣。那是2019年，她大学毕业不到一年，马上回忆起并不久远的宿舍生活：“大通铺、拉练，热血沸腾。”

　　这一类精心设计、精准投放的综艺节目极易拉近与年轻人的距离。看着参赛选手准备表演时“刷大夜”，刘思宇就想到大学时熬夜准备考试的自己。那段时间，她工作不顺利，情绪低落，觉得节目提供了“自我逃避的港湾”。

　　刘思宇加入了“打榜”和投票活动，支持自己的偶像。下班后，她会去找粉丝组织领账号投票。这些账号10个一组，她最多时一次领了3组，机械地重复着登录、验证、投票，忙到很晚。

　　有人给她们起了一个悲情的名字，“数据女工”。

　　几乎每一个“饭圈女孩”都有当“数据女工”的经历。2019年的一篇媒体报道将“数据女工”概括为“给爱豆(明星)在数据上做过支持的粉丝”。他们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有“数据组”“控评组”“打投组”。他们中大部分人坚定地相信，只要把数据做好看，就能为喜欢的艺人争取更多资源。

　　“我是心甘情愿的。”有人质疑他们被利用时，他们大多这样回复。

　　最多的时候，史羽杰同时拥有7个微博小号，不停切换，只为给偶像的微博增加更多“转赞评”。她的投入延伸到线下，包括在偶像活动的场馆外发放宣传页、摆放易拉宝、拍“应援”视频、分发灯牌等——甚至根本见不到偶像本人。

　　被问及追星的花销时，她说“不敢算，一定是个非常恐怖的数字”。

　　偶像“塌房”，有时并不意味着这条“产品线”彻底关闭。随后而来的声明、致歉等，会再吸引一波注意力。

　　史羽杰就一直在刷微博，像成瘾一样，一看到热搜有偶像的负面词条就会点击。后来，她刷到了一条视频。看着那个“有野心”的人对着粉丝鞠躬，愤怒忽然消失了，只觉得特别难过。她想起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是他陪我走过来的，我每天入睡前，想到明天他会出新的物料，就想让明天快点到来”。

　　刘思宇读大学时加入过学校的心理社团，回过头想想，她觉得那个追星的自己“十分不理性”。

　　在关注度较高时，艺人会接大量广告代言。那些产品定价对刘思宇来说“有些贵”，她也明确知道，偶像的“代言期”不长，粉丝是商家想收割的“韭菜”，但看到一同追星的“富婆”晒订单、带节奏，她脑子一热就买回一支口红。“简直是死亡芭比粉”，她再没涂过。

　　不理性的消费却在继续。“他代言的产品我几乎都买过，怎么说呢，买这些东西绝不是我喜欢或者我适合，完全是因为他代言。”

　　2019年10月，刘思宇有过一个线下追星的机会。那场活动，偶像所在的团体只会表演一首歌。刘思宇找黄牛买票，向单位请假，手机上缴节目组，在场外等了差不多5个小时。从场馆出来，她还定下了看演唱会的目标，连看了两场。有一次，她早上飞去重庆，当天看完演唱会，晚上飞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