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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上文所述，张子枫不同于好莱坞系统下的童星，也不同于“谋女郎”这种一出道即聚焦最上层资源的女演员，她的绝大部分银幕形象都是电影叙事的辅助角色，需要与其他角色“共享关注度”，即便是在《快把我哥带走》和《我的姐姐》这类她主演的电影中，她也依旧需要与“哥哥”“弟弟”的角色共存。这些女性，都是“多孩式大家庭”中的弱势角色。

　　从《唐山大地震》中开始，她就是在重男轻女思想下，被妈妈放弃的姐姐；在《快把我哥带走》中，她又是希望哥哥消失的妹妹；在《你好，之华》里，她是不如姐姐美丽的少女之华；在《我的姐姐》里，她是为了迎接弟弟到来而被迫装瘸的姐姐；在《秘密访客》里，弟弟的灰色眼睛与特殊身份显然是更被偏爱的，她则是那个需要在内心平衡父爱，眼看着父亲以更深沉的爱为另一个孩子复仇还不得不帮忙的女儿。

　　这和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紧密相连的。当独生子女政策完成历史使命之后，“多孩式大家庭”成为一种日益普遍的家庭结构，新一代的少年也不得不随着时代的变化调整自己的心理期待。他们要面对父爱母爱的流动和不平衡，要面对家庭内部的竞争关系，也在这个过程中重塑自我，而这些堪称巨变的社会心理结构也敏锐地被创作者捕捉为创作素材，再造为新的时代中国式“家庭情节剧”中的电影叙事矛盾。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子枫的代表性就变得尤为突出，她饰演的这些“多孩式大家庭”中的弱势角色，刚好成为了新的一代年轻人 (或许更多是女性)在面对新的时代时所需要处理的家庭关系的影射。这也是只有00后出生的一代，才会参与、感受，体验到的新的时代，亦与时下被广泛讨论的诸多议题有了底色上的重合：那是一个女儿在成长过程中必须要和另一个人分享父母之爱的痛苦，也是一个女性在认知自我的过程里可能面对的性别偏见与性别困惑，更是一个始终处在焦点之外的孩子一点点为自己拿回焦点位置的成人礼。

　　演员的时代性往往要通过角色来体现，秀兰·邓波尔从美国经济大萧条中走来，折射了彼时的人们对童真、纯粹、娱乐的渴望，华语影视产业虽然没有这样的童星制造机制，却依然有时代的余晖涂在新一代演员身上。张子枫这样的00后演员以及她在这个阶段所饰演的角色，或许刚好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可以预想的是，在独生子女政策成为过去时之后的多孩式大家庭里，还会有更多未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