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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说，自我思辨是张桐与生俱来的天赋，其中也不乏与传统对抗的少年叛逆。张桐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从他记事起，家里举行家族聚会时，爷爷为尊，以张桐父亲为代表的父辈都要按规矩入席，子孙一辈需要遵循的规矩更多。

　　但张桐却天生“反骨”。他迫切地、不惜一切地，想要打破条条框框的束缚。2000年他自作主张从南开大学退学，选择出国见识更多思想交锋。几乎是临时被“通知”的父母，带着失望、愤怒、不解，与儿子爆发了长时间的争吵，但最终也只能妥协。他们卖了家里的房子，供儿子出国留学。

　　张桐阴差阳错地去了法国，在里昂戏剧学院接触到表演，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世界上有无数看问题的角度，每个人的方式方法都截然不同。但，“为什么每个人又都笃定自己是对的？为什么我的很多想法在别人眼中是错的？”

　　一时间，他成为群体中的“怪胎”。当他抛出这些问题，只能得到：“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他开始转求于书本寻找答案。在大量拜读哲学、国学书籍后，他惊喜地发现，原来不止他会面临这些困惑，即便是苏格拉底这样的哲学大家，也会追问一些看似“虚无缥缈”的问题。“原来我不是‘怪胎’，只是和别人思考的方向不一样。”

　　当记者问及，是否对当年冲动退学有过懊悔与反思？张桐顿了一下，“懊悔过。但如果我没有这些挫折和经历，我可能到死，也不会多层角度去看待自己。人生不就是在不断地试错中，摔倒了，爬起来，总结经验，完成自己吗？”

　　3 一年半的朝不保夕，等来了《亮剑》

　　张桐有时会怀念《亮剑》前那段无拘无束、等待机缘的清贫岁月：没有被任何执念拽着走，没有非要完成的目标，反倒活成了一个孩子。他将这种状态理解为“务实”。

　　思想的丰盈，却无法违背生活的苟且。远走两年后，家里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拮据。为了照顾父母，张桐黯然回国，带着几百块钱成了一名“北漂”演员。

　　那时，他在大兴黄村合租了一间地下室，每月80块钱租金。早上6点，他便蹲在北影厂门口等待机会。当一天群众演员，可以赚到20块钱，张桐只能吃很便宜的面。

　　没有戏拍的时候，张桐就跟大爷下棋、唠嗑；和街边形形色色的人打成一片，“每个人想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这太有意思了”。有时，他还会坐公交车去很远的地方，或者早起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

　　张桐有时也会怀念那段无拘无束、等待机缘的清贫岁月——没有被任何执念拽着走，没有非要完成的目标，反倒活成了一个孩子。他将这种状态理解为“务实”。

　　这种朝不保夕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半，直到他遇到了电视剧《亮剑》中的魏和尚一角。剧组即将开机，他阴差阳错地最后一个敲开导演的门。导演问他会不会功夫，他硬着头皮说“会！”想都没想地向导演伸了下拳头。这其实是他仅会的几招。自信、懵懂，甚至略有莽撞的气质，让他赶上了这趟“末班车”。

　　而一切，似乎都在《亮剑》的热播后，变得好了起来。此后四年，他拍了至少12部作品。“它更像是一种游戏，我越来越看重能不能玩得爽，能不能玩得跟以前不一样。”

　　4 在“被虚荣”与自我挣扎中警觉

　　《觉醒年代》播出后，他约三五好友，在街边的露天篮球场打球。“我有啥形象？我也是个人，我怎么就不能这么打球了？”

　　今年5月底，张桐正在上海出演话剧《雷经天》。前一天排练至凌晨两点，第二天一大早，张桐朦胧中听到手机不停地振动，许多朋友发来了“慰问”的消息，“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一天，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公示了入围名单，张桐没有入围任何奖项。

　　大量观众的意难平，似乎已超过任何奖项的认可。张桐是意外的，感动的，感谢的。但他却不敢把这样一份喜爱，掠美为张桐个人的“流量”。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觉醒年代》播出后，张桐确实变得愈发忙碌起来——与《觉醒年代》剧组一起参加各类研讨会、宣传活动，参与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接演新剧本……

　　这种感觉对张桐并不陌生。《亮剑》播出后，他也曾体验过“红”。那时他对“红”的理解就是走在街上会被人认出来，戏约越来越多，再也不用租住在1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

　　但温饱解决后，冷静下来的张桐也很快开始拒绝这种“红”。越来越多的人会要求他，“你得穿得得体一点儿了”，“对我来说，那样很假。”有段时间，张桐总是在“被虚荣”与自我挣扎中彷徨。但他坚定不移地选择后者。正如《觉醒年代》播出后，张桐也依旧穿着大背心，约三五好友，在街边的露天篮球场打球。朋友调侃他，“你注意点儿形象！”张桐笑道，“我有啥形象？我也是个人，我怎么就不能这么打球了？”

　　“我更愿意活出一个真实的我。也不想去骗大家，告诉你们张桐是一个多么精致生活的人。我就是很随性。”

　　新鲜问答

　　娱乐被商业化后，对演员、对行业是恐怖的

　　新京报：近几年影视市场逐渐以流量当道，也出现很多乱象。在你出道的十几年间，曾经有过突破个人原则，让你感到失望或矛盾的事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