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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远富的考古工地位于汉武帝的茂陵附近，第一次发掘的是一位汉代杨姓公主的墓地。白天在荒无人烟的考古工地上和师父面朝黄土背朝天，晚上蔡远富就在库房角落的一张木床上休息。库房里除了工具，全是考古工地上发掘出来的公主王子的陪葬品。“晚上一个人，看着窗外灯影摇晃，那时候又没有什么通讯工具，心里害怕，只有被子闷着头就睡，期待天明。”

　　1987年，蔡远富开始接触修陶，后来辗转成都博物馆羊子山汉墓、铜梁博物馆，直到1999年来到主城区三峡博物馆，期间蔡远富参与了不少三峡库区的考古发掘。比如丰都的玉溪遗址和玉溪坪遗址、秦家院子遗址。

　　当时的三峡考古工地上，蔡远富是第一位女性考古工作人员。风餐露宿，烂泥堆里寻“宝”，她和男人一样干得不亦乐乎。

　　修复师的灵感

　　蔡远富“专职”修陶始于1999年。蔡远富说，陶器埋藏在地下上千年，出土后的陶器几乎都是泥浆夹杂的碎片，只是碎的程度大小。所以修陶的第一步就是“洗”陶，即清理这些陶器残片上的泥土和杂质，以便于运输、修复和研究。

　　采访蔡远富的时候，她正被派往合川一个商周时期的遗址工作，任务就是“洗”陶。“洗”陶的方式很多，比如水洗，用薄刀片和竹签子轻轻刮。由于早期的陶器火候不够，加上老百姓使用的陶器都比较普通，如果“洗”陶没有经验，很多陶片一“洗”就成了一汤泥水。

　　所以，根据陶片出土的地点和材质等，再确定用什么方式“洗”陶，而且“洗”陶过程中的力度、手法也是一个技巧活。

　　“洗”陶的好坏，直接影响修陶人对陶器的修复。蔡远富说，古墓葬里的陶器修复还比较好处理，因为古墓葬的范围比较小，碎陶片都是一堆一堆的，如果在一个较大空间出土的陶片，这些陶片就会散得比较开，而且容易和其他器物的陶片混合。

　　对于修复过的陶器数量，蔡远富早已记不得了。她说，在丰都高家镇出土的陶器她就修复了近千件。

　　因为见得太多，她还练就了一个“本事”，从地里出土的碎陶片，大部分她看一眼就大致知道这个陶器的器型。她说，从陶片的花纹、沿口、厚薄，还有陶片上的色差都可以获取信息。

　　蔡远富的办公桌上有上百件她收集的陶纹图饰，是她这些年修复过的不同陶器上拓下来的。蔡远富说，小型普通的陶罐她一天能修复几个，复杂大型的陶器就没有定数，所以，修复桌上，经常摆了四五个陶器的残片同时进行修复。

　　“这个卡壳了，我就换一个思维，去修复另外一个。”蔡远富说，就像做数学题一样，遇到难题先跳过，然后从解决其他问题过程中可能找到灵感。

　　残缺是种美

　　修陶器就是要细心和耐得住性子。

　　蔡远富说，像搭积木一样，首先大脑里要建构一下形状，然后找到陶器的沿口或底部开始修复，陶片的花纹、颜色、厚薄、弧度都是修复师需要解码的信息。

　　比如忠县坪山遗址出土的汉代陶瓮棺，仅瓮就有1米高，最大直径也有1米，200多块大小不一的陶片如何拼成一组陶瓮棺?蔡远富说，她首先修复的是瓮，先把器物口沿、腹部、底部的陶片归类，根据陶片的弧度和形状等特征拼接。

　　“这种器型比较大，修复的时候要用沙包固定好已经修复好的部分，然后拼接，断断续续修复了10来天。”蔡远富说，修复完瓮后，才知道瓮和盆是一套，是汉代人的一种丧葬方式。

　　这是修陶的一种获得感。

　　对于那些已经缺失的陶片，还需用硬度较高、质地细腻的专用石膏进行修补，恢复器型完整。所以并不像记者想象的文物商品市场一样，修复室里的很多陶器其实“卖相”并不好——坑坑洼洼，很多地方一看就是其他材料修补的痕迹。

　　蔡远富说，考古修复和馆藏修复、市场修复有区别，修复的痕迹就是体现修复的真实性，残缺就是残缺，有参照的物件，残缺部分一般用石膏修复，这便于科研人员去解码古人的生活。

　　“就像断了胳膊的维纳斯，我们不能真实地还原它，但是不能去歪曲它。”蔡远富说，修复文物是和祖先的一场对话，让后人真实去解码祖先的生活。

(责编：秦洁、张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