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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仁宗赵祯是一位期望成就一番伟业的皇帝，但他最大的毛病在于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善始不终。与西夏的战争久不能胜，使他认为强内才能安外，固本才能邦宁。这也并非不正确，只是时机把握不准。当战事稍停，他不顾西线战略功亏一篑的危险，于庆历三年（1043）四月，紧急调任范仲淹和韩琦为枢密副使，不久又擢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开天章阁，诏命条对时政，征求改革弊政的措施。范仲淹应诏上《答手诏条陈十事》，首先就指出：“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提出“明黜陟、择官长、厚农桑、修武备”等十项改革措施，拉开了“庆历新政”的序幕。这些改革措施中，除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三项外，其余都为改革吏治的措施，这也确是给内外交困的宋王朝对症下药、正本清源。但“择官长”、“明黜陟”、“抑侥幸”等措施施行后，影响了许多官员的既得利益，改革受到了多方面的攻击，加上仁宗的有始无终，朝廷大臣的瞻前顾后，守旧势力的顽固阻挠，使十项改革措施只实行了六项就半途夭折，“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

　　范仲淹的施政抱负虽然受到阻挠，但他忧国忧民的精神是一贯的，他为民务实的奋斗是持之以恒的。任职泰州（今江苏泰州市）时，由于捍海堤年久失修，每当海潮泛滥，往往农田洗荡，牲畜无存。看到百姓不堪其苦，他心急如焚，不断上书建议修复捍海堤，一番周折后，最终得到了朝廷的支持。经过官民三年艰苦卓绝的奋战，在天圣二年（1024），一条一百五十里的捍海大堤终于横亘在洪水猛兽面前，外逃居民纷纷重返故园，生产迅速得以恢复。通州（今江苏南通市）、泰州、楚州（今江苏淮安市）一带从此水旱无忧，当地百姓深深感念范仲淹的功绩，将捍海堤取名“范公堤”。

　　宁死不默与不以利害为趋舍

　　范仲淹早年立志，敢说敢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他纠偏勘误不辟祸患的信念。

　　范仲淹入仕后，清楚地看到了宋王朝安享太平下的体制弊端，他不断向朝廷提出建议，这些建议，条条符合现实，条条都是治弊的猛药，体现了范仲淹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睿智目光和心忧天下的报国情怀。早在天圣三年（1025），当还是小小的大理寺丞时，位卑言轻的范仲淹便给垂帘听政的章献太后和仁宗，呈上了一份《奏上时务书》，提出救文弊以厚风俗，整武备以御外患，重馆选以养人才，赏台谏以开言路等建议；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在丁母忧期间，他“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冒哀给朝廷上了一份万言书《上执政书》，针对贫病交加的时弊，他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备戎狄”等六条改革主张。据说，宰相王曾收到万言书后，大为赏识，立即授意晏殊推荐范仲淹应学士院试。

　　范仲淹立身孤高，报国奉行“以言为先”，而且次次都是药石之言，以致危言多犯，屡言屡贬。天圣八年（1030），范仲淹上疏《乞太后还政奏》，请章献太后“卷收大权，还上真主”，让“春秋已盛”的仁宗亲政，加上这之前他还谏阻仁宗率百官行拜太后寿仪，触怒章献太后，被贬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市）通判。范仲淹的言行，也使曾推荐他的晏殊担心连累到自己，他把范仲淹叫去严加责备。为此，范仲淹给晏殊写了封长信说：“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反映了他宁死不默的一贯精神。

　　明道二年（1033），章献太后驾鹤归西，亲政后的仁宗希望有所作为，拔擢了一批太后垂帘时受到压制的官员。范仲淹也由陈州（今河南淮阳县）通判召还，担任了谏官。谏官的职责就是提意见，不久，仁宗因为宠幸尚氏、杨氏二妃，准备废黜郭皇后，范仲淹与御史中丞孔道辅率众台谏到垂拱殿门，伏奏郭后不可废，结果被押解出京城，贬知睦州（今浙江建德市）。即使狼狈如此，范仲淹还在《睦州谢上表》中反复劝说仁宗：“有犯无隐，人臣之常；面折廷争，国朝盛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