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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行旅该有很多风景。如果其间有漫漫长路须在沙漠中穿行，一样可以有幕天席地的快乐与放浪形骸的自在。不必汲汲追问命运的不公正安排，不必因负担与束缚而计较生命的自由与不自由。惟其身经沙漠，才懂得与人相处，也才懂得自由的可贵；惟其受困枷锁，生命的怒放才有真正的重量。

　　广东卷 胶片或是数码亲情都是核心

　　◎87届高考生骆永红

　　对那幅照片我一直不满意，是爷爷的一幅肖像照片，家里人都说挺好，后来以那幅照片为蓝本又做了瓷版画，但与记忆中的爷爷相去甚远。

　　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在他们身边八年，记忆如磐石，刻骨铭心。两位老人早已离我远去，眼前却总模糊着爷爷踉跄的脚步，耳畔回荡着奶奶的哭泣，永红什么时候再回来啊？

　　尽管不能诠释内心记忆，但那幅照片我一直珍藏。后来，学会摄影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翻拍那幅照片并放大，现仍在我的书房里挂着，那是记忆中爷爷唯一一幅照片。

　　岁月更替，手中有了相机，并从胶片到了数码，科技改变了一切。房间一角堆积的胶片、影集远远不如桌子上那个4T的硬盘所承载丰富，但点滴的记忆，前者所占更为丰满。

　　于是，内心常彷徨：我们少了什么？

　　胶片到数码，科技改变的不仅是摄影方式，更是生活方式。一部手机搞定一切，拍照、上网、购物、缴罚款……不经意间，地铁上人手一份的报纸悄然滑落；机场旅客手中的书籍寥寥无几；亲朋聚餐，开心的是这盘菜又可以发朋友圈。

　　科技是时代发展的产物。1912年，拉蒂格父亲送给他一部小相机的时候，很是稀罕新潮，那时起，他拍摄了他的上流社会家庭亲情。在那个大动荡时代，其行为仅如低头走路一般平凡甚至平庸，几十年后，这些照片成为整个法国社会的时代记忆，入展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说到这里，我感觉，关于“胶片时代与数码技术时代”这个命题实则是个伪命题，最新的科技发明的确取代了旧技术，或许也取代了许多美好，但这些东西，或旧古董或新科技，永远只是一个工具。工具掌握人还是人掌握工具，这是个关键。或者说，这才是命题所指。

　　于是，悄然问自己，我，能做什么？

　　急剧变化的经济社会面前，我们是否眼光放得太远，而无力顾及身边——父母的健康，亲人的需求？

　　前天，在江西老家的三弟，把手机视频聊天功能打开，这是父母第一次使用，看到我在画面里，妈妈兴奋地说：“我看到你了，胡子又没刮。你看到我了吗？”镜头里，父母满面喜悦，绽放的笑容，抑制不住流淌。

　　有段时间没回家了，我想，得回去了。对了，父亲一直说要爷爷那幅照片，家里没有，这次也得带回去了。

　　安徽卷 剧本修改不妨有话好好说

　　◎92届高考生顾昀

　　剧本是灵魂，反映出一部戏的基本风格和艺术思想。剧作家是建筑师，掌控着剧本情节和角色命运。剧本和剧作家在一部戏中的作用，不言而喻。

　　不过，一部戏的最终成型，不仅依赖于剧作家，还需要导演、演员以及幕后工作人员的通力合作。这就像打仗，既要有人负责指挥战役，也要有人冲锋陷阵，还要有人为前线提供粮食弹药。

　　剧本就像作战计划，决定一场战役的打法。但怎么打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打赢这场仗。无论是剧本还是作战计划，最终都要上“战场”接受考验。作战计划根据实战需要可能进行调整，剧本在表演或拍摄过程中，也难免需要修改。

　　剧本修改谁说了算呢？这就要看导演、编剧和演员，谁在决定着这部戏的命运。换句话说，要看谁是这部戏的总指挥。在国内，一般采取的是“导演中心制”，导演在一部戏中拥有最大话语权。因此，导演对是否修改剧本、怎么改，拥有最高决定权。

　　具体来讲，剧作家拿出剧本后，导演可根据剧情等需要对剧本进行修改。剧作家当然也可提出不同意见，但不能轻易否决。在表演过程中，演员也可根据艺术表达需要对台词进行适当改动，不过应经过导演或剧作家认可。

　　在国外实行“编剧中心制”的模式下，编剧可根据需要挑选导演和演员，实际上成为一部戏的总指挥。因此，导演和演员往往不敢挑战编剧的权威地位，包括剧本修改问题。此外，也有一些剧作是为大腕明星量身打造，实行“演员中心制”即主角制。在这种情况下，主角的话语权自然也就水涨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