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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在美国的匹兹堡大学拿到社会学博士，那时她的研究领域主要为：婚姻家庭、性别和性三个方面。但是她被大众所熟知的，还是她对于性学的研究。

“因为我这个人生性害怕沉闷无趣的东西，如果要我坐冷板凳做学问，我是受不了的，边缘才能引起我的好奇心。最初起意做性学的研究是在美国留学的时候，那时候就看了金赛博士等人的著作，喜欢他们做的事。金赛回忆他们搞研究的时候，有时候在饭馆开碰头会，他们说话全都用代号，比如，提到肛交用A，提到口交用O等，怕旁边的顾客听到会大惊小怪，我就觉得有趣极了，决心回国也做这个研究。”李银河说。

1987年，全国文科第一个博士后流动站在北京大学设立，因此机遇李银河成为了费孝通教授的学生。“当年，费孝通老师在北大成立了第一个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紧急要找拿了博士学位又愿意回来的海归，那时候我在美国，所以费老就找到了我。可以说，我是第一个进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李银河说。

回国后，李银河依旧做性学研究，这在当时是非常前沿的。费孝通虽然是她的导师，但是见到他的机会并不多。李银河唯一一次当面聆听他的教诲，就记住了一句影响她研究的话：“社会学要出故事”。

受他的影响，李银河写过一本书《一爷之孙—中国家庭关系的个案研究》。“费孝通讲的是‘社会学要出故事’，实际上我觉得他是在讲应该有定性调查。”李银河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所以后来我做定性调查就特别多，同性恋的亚文化、对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调查、农村妇女的调查、关于农村的生育文化，都是定性调查。那些人就会给你讲故事，因为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然后深入访谈。比如说，同性恋调查的时候，后来我和好多人都成了朋友，这种调查的次数太多了，谈的时间太长了，最后都成朋友了。”

宁愿再被误解50年

作为“50后”，李银河有着独立的观念、新潮的思想，她始终如一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有所不同的是，她可能不像现代年轻人那样开放，她讨论性话题需要莫大的勇气，所以唯有特立独行者才能承受。

作为社会学家的李银河，有时候会说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过头话”，比如“艾滋病主要靠异性恋传播”“美好的性都是免费的”“同性婚姻对中国有百利而无一害”……

她的心态是以一个“启蒙者”的身份，“因为在我看来所有的那些思想的禁忌、不解和尴尬都来自黑暗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我的言论和研究是开发民智，将人们从蒙昧中唤醒，用现代的科学之光照亮前现代的蒙昧心灵”。

毋庸置疑，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李银河的研究内容在国内是较少有人涉及的领域。据她介绍，当时有关同性恋的研究以及“虐恋亚文化”的研究都算是“填补空白”。她认为自己贡献最大的研究是同性恋、虐恋和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三方面，因为这三方面都是国内首例研究。也因此，1999年，李银河入选《亚洲周刊》“中国最具影响的50人”。

开创先河肯定会面临多重困难，李银河表示在针对同性恋研究的时候线索并不好找。“我就在《北京晚报》上登广告征集，大概征集了四十多个人来参加我的单身研究，其中有一位男士当时是30岁，我访问到他的时候，问他单身的原因，他就跟我说：‘我看你留学回来也不像个坏人，我告诉你吧，我单身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个同性恋。’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同性恋调查对象。后来，他介绍他的朋友来，还有朋友的朋友，这样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调查对象竟到了一百二十多人。”

李银河虽然为少数人发声，但同时也面临着种种非议，在研究过程中，她会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有的是来自持有不同意见的研究者，有些则是传统观念。李银河说，她能够坚持下去是因为她有两方面的自信：其一是事实方面的自信，她做过专门研究，而公众一般不了解这个领域的事实；其二是理论方面的自信，她熟悉各种理论的论争、来龙去脉、是非曲直，而公众一般不熟悉这个领域的理论。

2009年，一位母亲向她发怒，原因是她年仅15岁的女儿说：“我想和谁上床就和谁上床，这是我的权利，你管不着。”这位母亲认为，李银河是她女儿的支持者，并发帖称：“你为什么不考虑自己的研究成果会对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你为什么不考虑你的观点到底适合在学术界发表还是像那些无聊的明星一样用来制造一个个新闻……李银河，请你离我的孩子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