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失败的"实感"
2011年1月17日，在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前夕，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筹拍的《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大型电子显示屏上循环播放，据相关媒体报道："这则宣传片以中国红为主色调，在短短60秒钟时间内，展示了包括邰丽华、吴宇森、宋祖英、刘欢、郎平、姚明、丁俊晖、袁隆平、吴敬琏、杨利伟在内的，涵盖文艺、体育、商界、智库、模特、航天等各行各业的数十个杰出华人，以'智慧、美丽、勇敢、才能、财富'等诠释中国人形象。"在2008年成功举办第28届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政府正紧锣密鼓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成功"形象，国家形象片不过是中国向世界递出的又一张名片。北京奥运会总投入为3000亿，2010年广州亚运会总投入为1200亿（是南非世界杯的5倍，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50倍）。这些天文数字似乎一再证明了中国近30年改革的巨大成功，但同时也让人疑窦丛生，这些花费无数的盛会、这些被巨大的摄像头所截取的场景、人物究竟能"代表"什么？究竟又代表了"谁"？
毫无疑问，59位进入国家形象片的中国人都是某一种成功的代表者，但这种"成功"因为经过镜头和意识形态的包装后反而显得空洞无物，我不想从技术的层面来分析这个问题，我只是仅仅从我的感受出发：我在观看这一国家形象片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激动和兴奋，就好像是在观看一个和我毫无关系的表演。这是一个过于宏大和遥远的叙事，它没有办法和我当下的生活发生任何有效的联系，中国国家形象片在纽约时报广场播出仿佛就是一个被虚构出来的场景，至少对于我而言，它失效了。
想起来这种失效是不应该的。仅仅是在两年前的2008年，我还挤在人山人海的小咖啡屋里面，和很多的年轻人一道观看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沉浸在"大国崛起"的亢奋想象中。那个时候我同样是一个局外人，但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通过想象把自己与大多数的中国人联系在一起，并想当然地认为国家的梦想就是个人的梦想，国家的光荣就是个人的光荣。但是这一次，这种想象被我个人严峻的生活现实所击碎，也就是在国家形象片播出的前几天，我所租住的公寓房东毫不留情的通知我，不再续租，另谋住处。这就意味着我和我寓所里面的另外三个年轻人都必须在一周内搬出这个我们住了一年多的房间。房东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觉得把房子直租给我们赚不了太多钱（实际上他每个月从我们四个人身上收取了整整5000元。其中根据每个房间的大小四个人分别承担1100/1600/1000/1300），因此直接整租给房屋中介公司。中介公司则会通过不合法的手段改造出更多的空间（比如把一居室改造为三居室，把三居室改造成五居室）来赚取更多的租金。从2009年9月博士毕业至今，一年半的时间，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换租。最开始的时候我租住在人民大学南边的三义庙小区，这是一个80年代的筒子楼，我租了其中一个12平米的小房间，不能洗澡，不能做饭，三层住户十几家共用一个公共厕所，月租800元。我在这个地方坚持生活了近三个月，之所以说是坚持，是因为我每天必须骑车十五分钟左右去附近的人民大学解决吃饭、洗澡等等生活问题。最后随着严冬的来临我不得不放弃了这个住处。第二个住处是海淀南路的一个合租房，我租住了客厅的一个小隔间，大约12平米，没有厨房，但有单独的洗澡间和卫生间，月租1000元。但非常要命的是，因为房间的一面是用毛玻璃隔起来的，所以隔音和隔光的效果非常不好，也就是说，房间里面的所有动静在我的隔间里面都能听到，这对我的睡眠构成了挑战，最开始的方法是等所有人都睡了我再准备睡，但后来发现行不通，因为每个人的作息时间很难协调，往往是我快要睡了的时候，突然有个人跑到洗澡间去洗澡了，或者是到客厅打开灯拿什么东西，于是我就会被吵醒。后来我不得不求助于眼罩和去噪音耳塞，把自己严严实实地与外界隔离起来，成为我每天晚上的必备功课。李陀先生有一次跑到我的住处，当他听说我对面的隔间住的是一对年轻夫妇时，突然很认真地问了一个问题："那他们做爱怎么办？岂不是都被你们听到了？"我这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才奇怪地发现我很多次听到那对夫妻为了各种生活琐事吵架的声音，却一次也没有听到过他们做爱发出的声音。在一个如此简陋的出租房内，或许他们已经没有做爱的欲望了吧。在这个房间住了大概半年时间，因为中介公司和房东之间发生了纠纷，我被通知换租。于是又搬到了小南庄，也就是我现在的住处，这是一个三室一厅的房间，我租了其中一个大约14平米的小单间，月租1300元。总算住到了一个稍微正式一点的房间，我以为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安心地工作生活了。但房东变相的"逐客令"又让我措手不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