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度演艺人物
朱一龙：我喜欢感受真实的生活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静
发于2020.12.14总第976期《中国新闻周刊》
自2010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朱一龙正式入行已经整十年。他还是没法老练娴熟地应付太多喧嚣与关注，更不会主动制造“话题”，总是以安静谦和又略带腼腆拘谨的样貌出现在众人的视线里，尽管他已经是媒体口中的“顶流”。
他很珍惜流量给自己带来的更多机会和选择，对于由此而产生的非议，也能抱以平常心，毕竟“谁都免不了被人议论”，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他早就想明白了。“从生活中汲取能量，然后尽量不重复地多塑造角色，给大家带来好人物、好作品。”朱一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既然选择了做演员，他相信，时间也好，观众也好，都不会辜负一个努力的人。
“小时候话还挺密的”
朱一龙也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自己的性格就变了，“妈妈说过，我小时候话还挺密的”，但自打能够清楚记事，他觉得自己就是心理活动丰富，但是不太流露出来的孩子，更没有表现自己的欲望，不想吸引别人注意。
上学时，他也从来不是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的那类学生。他解释说：“我不是不想回答，很多时候我也想，但是我觉得必须要想好，把整个解题过程全部想清楚，做好准备之后再举手。但等我要举手的时候，别人都回答完了。”
1988年4月，朱一龙出生于湖北武汉。和很多孩子一样，他也有个“钢琴童年”。从4岁半开始，练琴这件“苦差事”一直跟随他到小学快毕业。每天中午，为了保证在妈妈规定的时间内赶到家练琴，他得跑步回去，到家先练琴，吃完午饭继续练，直到必须出门去上下午的课。晚上写作业前还要练，每天保证3个小时。
为了逃避练琴，他也想出过鬼点子。练到半截说，“我想上厕所。”然后在厕所里一待就是半小时，磨磨蹭蹭半天才出来，结果自然是挨一顿打。
虽然感觉受折磨，但长期坚持练琴还是给他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和不错的艺术感受力，再加上长得好看，朱一龙小学时就被老师挑中表演短剧，有了第一次“演员”经历。朱一龙还记得，他和另外两个小朋友一起表演《三个和尚》的故事，妈妈把丝袜剪了给他套在头上，做出光头效果。他们不仅在学校里演，还到工厂等校外单位去表演，“挺好玩的，底下那么多人看着。”他回忆。好玩归好玩，朱一龙并没有因此就喜欢上表演，更想不到多年后在妈妈鼓励下抱着试试的心态投考北京电影学院被录取，正式走上演艺之路。
2006年，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只招了19名学生，其中就包括没有任何表演经验、出自普通高中的应届生朱一龙。他的班主任崔新琴曾说，看中朱一龙是因为他虽然是一张“白纸”，却很有潜力。
作为一张“白纸”，与很多出自艺校的同学一起学习，再到进入演艺圈这个名利场摸爬滚打，有多少难处可想而知。但现在的他再提起这些只是云淡风轻，身上始终带着粉丝最称道不已的那种“温柔而坚定”。
品格的养成仍然要追溯到童年。在朱一龙记忆中，小时候一到下雪天，爸爸就叫上他一起到雪中锻炼身体，父子俩边运动边聊天，跑跑跳跳一大圈后，再脱掉上衣一起合影。
对意志的锻炼不止于此，9岁时父母给他报了夏令营，和一群艺校的孩子一起到朝鲜参观。怕他独自一人管不好钱，爸爸给他买了一条带拉链暗兜的内裤，在内裤里塞了几百块钱。回国时，朱一龙只花了十多块钱，还不是为自己，而是买了按摩捶、纪念币、小瓷老虎等纪念品当作礼物送给家人。
发自内心地为他人着想，这份细致延续到了今天。还没开始采访，朱一龙先问记者要不要戴上口罩，他担心自己的小感冒传染别人。出席活动，有时赶上影迷来要签名又不方便，他会提出过后邮寄签名照给对方，而且一定会兑现承诺。一个粉丝在微博上说，要签名照的事自己都忘记了，却在某天收到了朱一龙的寄件。
有一次一个网名为“不做非洲人”的粉丝来要签名，希望他写上自己这个名字，朱一龙写完后想了想，又在后面添了一句“非洲人挺好的呀！！”然后才签上名字。
卖红薯的人
初入表演系的学生要先“解放天性”，即通过一些夸张扮丑的表演，打掉身上一切的羞涩和包袱。朱一龙也不例外，他清楚地记得第一堂表演课，老师让所有人都上台，把自己最丑的样子表演出来，要老师觉得足够丑才能下来。很多同学出自艺校，甚至有些有拍戏经验，他们演乞丐，演小丑，还有演大猩猩的，那时的朱一龙对表演没有任何概念，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做鬼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