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利·波特》的来华之路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静
发于2021.3.29总第989期《中国新闻周刊》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文社”)编辑王瑞琴挤满图书的办公室里，最显眼的就是各版本《哈利·波特》系列，沙发背后，《哈利·波特》电影的各式海报以及“级长包厢”“凤凰社包厢”等9又3/4站台专用卡纸几乎钉满了信息墙。这位一手把《哈利·波特》引进中国的编辑直言自己就是“哈迷”，即便如今她已经70岁了。
2000年10月，中国读者第一次认识了那个头上有道闪电形疤痕的男孩。二十年过去了，初代的小读者早已走出校园，进入社会，大部分已经为人父母，但那个恢弘的魔法世界始终守护着许多人心中的童真。去年是《哈利·波特》引进中国20周年，有读者在网上留言：“能想象吗？哈利·波特已经40岁了，而我还在等霍格沃兹的录取通知。” 人文社在多个城市举办的庆祝《哈利·波特》二十周年读者分享活动，挤满了从80后到00后各年龄层的读者，很多人和自己的孩子一起穿着巫师长袍来参加活动。
伴随一代人成长，给予他们勇气与爱的哈利·波特在20年后“魔力”仍然不减。当年，在《哈利·波特》引进的过程中，却没少遭遇挫折和质疑。在这背后，托住这套书的，是如今70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其麾下的编辑们。
谁是罗琳？
故事还得回到1999年年底。坐在刚刚成立的儿童文学编辑部，负责人王瑞琴压力有点大。这个编辑部是时任社长聂震宁在那个人们普遍轻视儿童文学的时代，为了拓宽思路应对市场化大潮而成立的，王瑞琴自己也早就想做点新东西出来。平台搭起来了，到哪去找好的有冲击力的选题？王瑞琴天天琢磨的都是这件事。
人文社有个大阅览室，王瑞琴一有空就去翻阅英文、法文杂志找思路。有一阵子，她注意欧洲的杂志版面上到处都是一个叫J.K.罗琳的女作家照片。那时，《哈利·波特》已经在英、美等国出版了前三卷，风靡欧美。1999年年底，正值《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囚徒》的宣传期，一张罗琳在国王十字车站前的宣传照几乎出现在所有欧洲杂志的版面上，王瑞琴感到非常神奇，“J.K.罗琳是谁？”
当时外国文学编辑部有一台286电脑，王瑞琴让年轻编辑到尚处萌芽期的互联网上去寻找资料，她自己整理杂志上的信息。经过细致调研，王瑞琴认定，《哈利·波特》就是她正在寻找的有冲击力的好选题。向社长聂震宁汇报后，聂震宁决定全力支持。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到哪去找这个人？
1999年的互联网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那台286电脑穷尽所能，也没给出王瑞琴想要的答案。“必须找到！”王瑞琴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时候我抱着志在必得的信念，一定要弄来这部书。”她和编辑室里的年轻人四处打听，终于从一位刚从英国回来的记者那里得到了J.K.罗琳当时的代理人克里斯托弗·利特(Christopher Little)的联系方式。王瑞琴半开玩笑地对那位记者说：“你简直是我的救命恩人！”
2000年初，中国尚未入世，即便如人文社这般量级的国内出版社，在西方代理人眼中也是陌生的。当年2月，与利特成功取得联系后，人文社为了打动英方，特意发去了长达几十页的传真，详细概述了人文社50年来在中外文学图书出版方面的辉煌业绩。
此时，有另外几家国内出版社也发现了《哈利·波特》，与人文社展开了激烈的版权竞购。在预付金上，王瑞琴报了一个当时出版界眼中的天价——每本书1万美元。为了这个价格，人文社相关领导在报价的当天中午还特意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最终仍然决定给予支持。
和对方谈版税时，王瑞琴采取了阶梯式递增报价，1册到1万册付一定的版税，1万到10万版税稍有增加，一直报到100万册以上。人文社时任社长聂震宁看过报价后说：“要是真能发到100万册，给多少钱都值了。”王瑞琴回忆：“其实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发到100万，但我要给罗琳和她的代理人一个感觉，我们有信心发到100万。”
版税谈妥后，罗琳的代理人往人文社打了一个电话，只问一个问题：三本书能印50万册吗？王瑞琴咬了咬牙，马上回答：“能。”事实上，在那个年代，一本书如果印1万册就已经是不俗的成绩了。
正在紧锣密鼓争取版权的当口，王瑞琴却也收到了很多质疑和提醒。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子不语怪力乱神”，1999年又正值某些邪教组织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相当多负面影响，很多人担心《哈利·波特》中的魔法元素会出问题。后来，一位王瑞琴找到的翻译在看了样书后也担心地对她说：“这里面都是魔法呀，我是老党员，你可别让我犯错误，以后有小猫小狗的童书你再找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