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人口年龄中位数从1980年的22岁快速上升至2015年的37岁，预计2030年将升至43岁；2017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11.4%，预计到2050年达约30%，届时每3.3个中国人中将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养老负担日益加重，黑龙江等部分省份养老金已入不敷出。出生人口性别比1982年开始逐渐失衡，特别是在1990-2010年期间一度超过120；“剩男”问题日益突出，2015年已超2000万，其中超过一半在农村，9成为初中及以下学历，到2040年“剩男”规模或达约4000万。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10年达峰值，人口红利消失，中国“未富先老”；消费受人口结构冲击且消费结构的“银发经济”特点将日益突出；主力购房人群2013年达峰值，房地产投资已过长周期拐点。
导读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长期实行，中国人口危机渐行渐近，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日益严峻。近年出生人口大幅减少，生育意愿大幅降低，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
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2018年出生人口或降至约1500万以下，即减少13%以上，总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2016年“全面二孩”放开后，出生人口攀至1786万、创2000年以来新高，但2017年就降至1723万，2018年将大幅下滑。从已公布的部分地方情况看，2018年1-6月江苏省出生人口同比减少13%；山东省2017年出生人口约占全国1/10,2018年上半年烟台市、潍坊市、德州市出生人口分别同比减少16%、18%、22%；1-11月青岛市户籍出生人口同比减少21%。
我们呼吁，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更多的人想生、敢生，提升总和生育率到1.8左右。
摘要
中国70年生育政策及情况演变：人口危机临近。1)生育政策演变：从家庭自主到政府计划，从鼓励到严控再到放松。1949年以来生育政策主要经历四个阶段的变化：一是1949-1953年鼓励生育阶段：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二是1954-1977年宽松计划生育阶段：从节制生育到“晚稀少”政策。三是1978-2013年严格计划生育阶段：独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双独二孩”政策。四是2014年至今放松计划生育阶段：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2)生育情况演变：生育率走向低迷，全面二孩效应消退，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1949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三轮婴儿潮，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第四轮婴儿潮因长期严格计划生育未能出现。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2018年出生人口或降至约1500万以下，即减少13%以上。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2030年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将比2017年减少31%，其中25-30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将减少44%；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预计2030年将降至1100多万、较2017年减少1/3。与国际相比，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前所未有，当前不仅远低于2.45的全球平均水平，还低于1.67的发达国家水平。3)低生育率影响：人口即将见顶，老龄化加速，剩男问题日益严峻，人口红利消失。中国人口将于2024-2031年前后见顶，具体时间取决于未来鼓励生育政策力度。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人口年龄中位数从1980年的22岁快速上升至2015年的37岁，预计2030年将升至43岁；2017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11.4%，预计到2050年达约30%，届时每3.3个中国人中将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养老负担日益加重，黑龙江等部分省份养老金已入不敷出。出生人口性别比1982年开始逐渐失衡，特别是在1990-2010年期间一度超过120；“剩男”问题日益突出，2015年已超2000万，其中超过一半在农村，9成为初中及以下学历，到2040年“剩男”规模或达约4000万。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10年达峰值，人口红利消失，中国“未富先老”；消费受人口结构冲击且消费结构的“银发经济”特点将日益突出；主力购房人群2013年达峰值，房地产投资已过长周期拐点。
为什么不生？——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1)生育理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高死亡率驱动阶段，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从而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二是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人们认识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三是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四是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2)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后持续回落，离婚率持续攀升；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主要初育年龄从20-27岁推迟到22-29岁。因婚姻市场匹配问题及单身主义等，“剩女”规模快速增加至约600万，且约6成在城市，学历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此外，丁克家庭、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基础。3)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房价快速攀升，2004-2017年房贷收入比从17%增至44%；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1997-2017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4%。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7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2.4倍，远超可支配收入9.2倍的涨幅。中国独生子女约1.8亿，“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
目录
1 中国70年生育政策及情况演变：人口危机临近
1.1 生育政策演变：从家庭自主到政府计划，从鼓励到严控再到放松
1.2 生育情况演变：生育率走向低迷，全面二孩效应消退，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
1.3 影响：人口即将见顶，老龄化加速，失独家庭悲剧，剩男问题严峻，人口红利消失
2 为什么不生？——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