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礼，也许是中国人表达情感的最后、也是最浓郁的一环。
2000年，国务院原副总理耿飚去世时，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和耿飚的儿子耿志远一起捡起耿飚的骨灰，装入骨灰盒。
“这是儿子，而且长子才会做的事情。”时隔13年，耿飚的小女儿耿焱对《博客天下》回忆起这个细节时，仍然充满感激。两年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去世，耿志远在习仲勋的葬礼上陪伴了习家人全程。
习近平不是外人。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部长的耿飚，是习近平政治生涯开始时的老首长，是他父亲习仲勋的老战友。习近平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给耿飚当秘书。他像耿飚一样务实好学、做事高效。那三年是他开眼界、长本领的关键三年。
古代的少年想要成为骑士必须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扈从阶段，那时期的工作包括协助骑士穿戴和保养铠甲、马匹，以及各种照料协助和保护，骑士则教给自己的扈从以战斗和工作的经验，直到他可以独当一面，成为年轻的骑士。
但机要秘书的工作比中世纪的扈从复杂得多。
1979年春，习近平接到了国务院办公厅秘书的任命。这位26岁，毕业于清华的青年本来即将成为国务院副总理耿飚的秘书，不过就在他报到前后，中央调整了耿飚的工作。耿飚的新工作是中央军委秘书长，这是一个军方职务。
习近平需要多办一个入伍手续，机要秘书如果没有现役军人的身份，将无法接触内部重要文件。耿飚的绝密文件都锁在抽屉，钥匙随身携带，妻子儿女也无法靠近。
“习近平报到的时候，大概是3月20几号，那时耿飚还在西山的指挥部。”《耿飚传》的作者，耿飚1985年之后的秘书孔祥琇说，“当时还在进行（对越）自卫反击作战。”
国务院办公厅的秘书习近平跟随耿飚转入了中央军委。根据他的本科学历，他被定为副连级，工资是每月52元。那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实行军衔制，大家的军服都是绿色“三块红”军装。秘书和首长的军装款式完全一样，和士兵相比仅仅多了上衣下排的两个口袋，那个时代人们用“四个兜”来指代军官，甚至于普通干部。干部被认为是需要开会的人，下面的两个口袋对于干部来说意义深远—开会时装小笔记本可能是最重要的用途。
不过习近平的下两个口袋基本上没派上用场，很多事情耿飚根本就不许习近平记录。机要秘书要有一个好脑子，耿飚要求习近平记下了几百个电话号码。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是华国锋，副主席则是邓小平和叶剑英，负责日常工作的其实是耿飚这位秘书长。做耿飚的机要秘书，清华大学毕业生习近平必须万无一失。
“他有时候也会‘作弊’，”孔祥琇说，“一些事情如果实在无法记下来，他会听完了赶紧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写在纸条上，悄悄塞进兜里。”
耿飚那几年会参加很多中央的会议，他的事务可谓庞杂：军队、地方和外事工作无所不包。作为秘书的习近平可以看到很多中央的东西，比如有些会议、文件，中央怎么处理问题，在习近平的眼前都不再神秘。
耿飚的小女儿耿焱说：“他（习近平）从上海调到北京来以后，到所有的老一代人家里看望。他自己的话就是‘不陌生’。因为他很熟悉了，这是他的优势。”
由于“文革”时期领导人出访较少，耿飚1978年担任副总理后出访不少。耿飚会轮流带秘书出去，习近平也曾陪同首长出访和在各省考察，积累了很多经验。“他最年轻，就是来学习的。”耿焱说。
根据耿飚当时的司机杨希连回忆，三位秘书的办公室跟耿飚的办公室是对门。习近平当时没有自己的房子，父母的房子在交道口，不过工作繁忙，不常回家，就在单位提供的宿舍里住下。当时耿飚的车是一辆奔驰250，后来换成了奔驰280，奔驰车可以放磁带，而且声音相当不错。杨希连说，那会儿的习近平还不会开车。在等待首长或者和习近平出门办事的时候，杨希连会和习近平一起听邓丽君的歌。两个年轻军人都很喜欢她的歌，军歌固然能鼓舞士气，但邓姑娘则会让疲惫的人放松下来，杨希连说：“我们把那盘《小城故事》的磁带都听坏了。”
就在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马来西亚时，还曾经提到自己很喜欢梁静茹的歌曲。梁静茹被公认为是邓丽君歌曲的出色翻唱者，她多次唱过《小城故事》。这是昔日生活仍然影响习近平的一个小而确定的证明。 （据《中年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