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我人生远行的第一站”(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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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11 11:09
来源:互联网

三峡晚报讯

 

“宜昌,我人生远行的第一站”

 

三峡晚报讯 本报记者 冯汉斌《西沙之战》诗报告书影


  10月29日上午,张永枚在自己著作的扉页上题词。本报记者冯汉斌 摄

  《螺号》(诗集)书影

  他被毛泽东赞誉为“八亿人一个诗人”;他23岁就加入中国作协,是当时最年轻的会员之一;他一生出版了40余部著作,堪称著作等身;他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与李瑛、雁翼、梁上泉、严阵齐名的新中国“五大诗人”之一。他执笔创作了现代京剧《平原作战》;他1974年创作的《西沙之战》诗报告曾一纸风行、家喻户晓。他,就是著名军旅作家、诗人、广州军区副军级文艺创作员张永枚。10月29日至30日,先生在宜昌接受记者独家采访时,满怀深情地说

  今年已年近八旬的张永枚先生,这次是专程来宜昌参加在三峡人家举行的全国金秋诗会的。10月29日上午,他甫到宜昌,记者即在他临时下榻作短暂休息的宾馆 “逮”到了他,对其进行专访。宾馆外的草坪上,阳光朗照;秋阳之下的张永枚,口吐烟圈,气定神闲,看不出丝毫有长途旅行后的疲顿。而他机敏、机趣兼具的谈锋和颇具长者之风的亲和力,则让记者浮想,他一身戎装的严谨的外表下,是那时时遮掩不住的诗人之本怀。30日晚,在宜昌举行的金秋诗会开幕式上,张永枚激情地朗诵了自己早年的诗歌力作《骑马挎枪走天下》,其抑扬顿挫、苍劲有力的声音,把与会者带回到那个凯歌行进的英雄主义年代,体味到真正的诗歌之魅。原来,张永枚先生其诗人的光环依然那么炫目,诗人的情怀依旧那么逼人。

  “宜昌,我人生远行的第一站”

  张永枚,1932年生于四川万县天仙桥畔,字实若,其名出自《论语》的“实实枚枚”、“有若无,实若虚”。他的祖父张东帆是中国第一代留学日本的西医,并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回国后任万县红十字会医院院长。父亲张沅滨,在上海南洋医科大学毕业,亦事西医。母亲魏淑惠是万县中山女校校长。“我的大祖父,也就是祖父的哥哥,也是当地有名的秀才儒医,可以说,我们家族数代从医。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喜欢传统诗词。我祖父是一个诗社的成员,每次回家休假时,他都教我写旧体诗。母亲也从小教我背唐诗。耳濡目染之余,让我从小就有比较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张永枚告诉记者,“如果没有家庭的影响,我日后参军,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战士,但决不可能成为一名诗人。”

  1944年,时为万县县立中学学生的张永枚,受当时的级任老师向荣冕的影响,对鲁迅著作情有独钟,并在当时的《万县日报》“学灯”副刊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重压》。后他又考入万县师范学校,课余大量地读叶圣陶等主编的《开明少年》和《中学生》杂志。这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1949年底,未满18岁的张永枚毅然投笔从戎,自此踏上了六十多年军旅生涯的不归路。说到这里,张永枚先生深情地说,“毫不夸张地说,宜昌,是我人生远行的第一站,1949年11月底,我乘坐登陆艇,从我的家乡万县出发开始从军之行,第一站就是到达的宜昌。上岸后,我们就住在宜昌老百姓家里,记得是住的二楼,一住就是半个月。宜昌人民特别热情好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在这里,我们这些新兵接受了政治和业务学习,然后从宜昌徒步到随州和汉口,并从汉口上火车,北上东北吉林,到达我们部队42军所在地。”张老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三次来到宜昌这方热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还因公干到过一次。

  说起宜昌和三峡,张永枚老师强调他特别崇拜屈原。为此,他还曾“自我放逐”,在汩罗江卜居四年,寻觅屈原的足迹,寻找屈子之诗魂。他认为,屈原所有巨著,或直抒、或隐喻、或潜藏,无不透着历史、时代、人民和他自己千锤百炼的心结,这就是《离骚》中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2300多年前的诗祖,已经用发展、变革的眼光来看社会,已经用发展、变革的眼光来测试改变“哀民生之多艰”的路途。这是屈原人生的主线,是屈原留给中华民族无限宝贵、无时间空间囿滞的精神财富。

  “湖北对我有知遇之恩”

  10月30日晚,金秋诗会开幕式上,张永枚在朗诵诗歌之前,特别说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话:“我的最早的几本诗集都是湖北主动帮我出的,湖北对我有知遇之恩”。的确,张永枚老师至今为止出了40多本著作,但最早的几本都是在湖北出的。1954年,中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 《三勇士》(长篇说唱)、1954年至1957年,湖北人民出版社连续出版了他的三本诗集《新春》、《海边的梦》和《神笔之歌》,而这,也是他漫长创作生涯的最早的4本著作。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我提前从42军毕业,填的志愿是参谋和医生,结果却被分配到文工团创作组。于是,我作为一名连队文化干事深入到抗美援朝第一线,在枪林弹雨中写下了《新春》诗集,回国后,我把书稿投寄给湖北人民出版社,这也是我从军以来第一次投稿,没想到,诗集很快就出版了,而且是我在惠州的新华书店自己发现的。”谈起那个时代的单纯和明亮,张永枚语调缓和了许多。

  《新春》和《海边的梦》两本诗集,得到了文学界的肯定。当时毛泽东提出要扶持新生力量。“我在惠州,只是一个无名的兵,却先后收到了《人民日报》、中国作家协会和何其芳、袁水拍、田间、公木等文化名人的来信,他们热情鼓励我,使我备受鼓舞。”张永枚说。

  1954年,张永枚写下了他早期的成名作《骑马挎枪走天下》。“这首诗是我从朝鲜回国以后在东莞写的,寄给《中国青年报》,该报配了插图以大篇幅发表在文艺版”。张永枚说,“这首诗随后由作曲家彦克谱曲在军营唱响,一下子就流传开来了。歌曲出了唱片,中央音乐学院作为声乐教材,电台不停地放。改革开放后,中央电视台多次放过,著名歌唱家李双江、阎维文还唱过。”

  记者随后将收藏的张老的诗集《螺号》拿出来,请其签名留念,张老欣然在扉页上写道:“这是中国作协定下的李瑛、梁上泉、雁翼、严阵和我这五位青年诗人诗选集(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再版本。《骑马挎枪走天下》是作曲家为唱而改的,诗以原《螺号》为定稿。”读《骑马挎枪走天下》,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忘我和向上的情怀。“我曾在大巴山下种庄稼,我曾风雨推船下三峡”,“骑马挎枪走天下,祖国到处都是家。”读了这些诗句,谁的内心不为之澎湃?

  著名红歌《人民军队忠于党》可谓妇孺皆知。这首歌曲就是由张永枚作词的,它用简洁的文字概括了党史军史的四个阶段:从无到有,转危为安,成长壮大,保卫祖国做栋梁,此词创作于1960年春,之后一直被不断地传唱。张永枚说:“当年为了创作《人民军队忠于党》,我从湖南四上井冈山,采访了井冈山上众多的群众和老革命。有一次我还在井冈山住了近4个月,半天劳动,半天写作,与群众战士同吃同住。艰苦环境很能锻炼一个人的创作。”

  《西沙之战》成就“八亿人一个诗人”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南越伪政权开始派兵占领西沙永乐群岛的一些岛屿。至1973年8月底,南越伪军已侵占了中国南沙、西沙群岛的6个岛屿;9月,南越当局又非法宣布将南沙群岛的南威、太平等十多个岛屿划入其版图。1974年1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再次重申南沙、西沙、中沙、东沙群岛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决不容许任何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但南越当局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于1月15日至18日先后派驱逐舰“陈庆瑜”号、“陈平重”号、“李常杰”号和护航舰“怒涛”号等舰艇,侵入西沙永乐群岛海域,并炮击飘扬着中国国旗的甘泉岛,强占金银、甘泉珊瑚岛。在这种情况下,为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反击侵略,中国南海舰队奉命派出潜艇和扫雷舰,于1月17日、18日进至西沙永乐群岛附近巡逻。19日早晨,南海舰队按照中央军委,广州军区的部署,命令396编队进至广金岛西北面拦截南越 “李常杰”号、“怒涛”号舰;271编队进至广金岛东南海面,监视“陈庆瑜”号、“陈平重”号舰。10时22分,南越四舰同时向中国舰艇编队发起攻击,中国海军编队奋起还击。经一个多小时激战,南越伪军“怒涛”号被我军打沉,另两艘舰被我军打成重伤。

  正月初二凌晨,时任广州军区创作员的诗人张永枚在被窝中被叫醒,起床后立即与作家浩然和一名记者,乘坐中央军委派来的直升机,从海军榆林基地飞赴西沙采访此次海战。此前,他正在执笔创作现代京剧《平原作战》。

  “完成采访任务回到北京,我就马上投入紧张的创作。把自己关在甘家口的一所房子里,三天三夜,不睡觉,也忘了吃饭,记得第四天才吃了送来的四个汤圆”。那些天,张永枚激情喷涌,一气呵成地写出长篇报告体诗《西沙之战》。1974年3月15日,《光明日报》整版登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地方报刊纷纷转载,创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长诗连载最多的记录,在国内造成巨大影响,几乎一夜之间,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张永枚;《西沙之战》诗报告随后还被译成英、法、朝、蒙文和世界语,产生了国际影响。毛泽东主席赞誉张永枚是“八亿人一个诗人”。

  文坛多面手笔耕读书两不误

  笔是张永枚手中的武器,虽然已年近八旬高龄,但他始终笔耕不辍,著述读书两不误!生活中的张永枚热情而温和,烟酒与诗书相伴,成为他晚年生活的写照。

  他是一位文坛的多面手。他的笔不断地游走在诗歌、小说、报告文学、剧本之间。改革开放以来,他先后出版了以国共合作第一次东征为背景的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 《红巾魂》;以省港大罢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背景的《省港奇雄》;长篇叙事诗《孙中山与宋庆龄》;长篇报告文学《美军败于我手》、诗集《梅语》等多部著作。

  2010年12月,张永枚以作家身份获得广东省首届文艺创作终身成就奖。颁奖词是:张永枚作品被誉为“具战士风格”的诗作;而张永枚的获奖感言亦言简意赅:“走过新中国六十年,是人民给了我创作的动力;人民是诗人的母亲。广东的‘打工诗人’身处最底层,却用诗歌写他们的甘苦、希望、快乐,这是一种好的趋势,希望在青年。”

  是的,希望在青年。但张永枚仍然老骥伏枥。现在,他居住在广州天河的一个干休所里,每天散步、读书、写作,乐此不疲。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他为纪念这一伟大事件而作的《太和门上五色旗》发表在最新一期的武汉《炎黄文化》杂志上。今年早些时候,在这本杂志上,他还发表了《贺龙元帅诗碑:埋没广东惠来异事》的长文。


  晚年,对家乡的想念也与日俱增。“家乡亲人不多了,长辈们大多离开了这个世界,还有一位姐姐在老家。我时常想念亲人们,回忆儿时的时光。”张永枚告诉记者。

  读书是张老每天的功课。“我喜欢中西结合,外国书中国书都读。冰心的作品,清新、温柔、细腻、深刻。郭沫若的作品,浪漫、叛逆。他们俩的作品,我一直非常爱读。而外国的作家,我比较喜欢莫泊桑和伊萨科夫斯基。后者是俄罗斯诗人,战歌《喀秋莎》和情歌《红梅花儿开》的作词者。”张永枚说。一旁的夫人笑着告诉记者,如果他一天不读书,都会感到浑身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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