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以一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举改变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版图，在浪漫的八十年代为文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18年的今天，再提此事，陈平原却这样感慨：“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文学是最早起步的，因为春江水暖鸭先知，而四十年以后文学是垫后的。”
从1985到2018，钱理群、黄子平和陈平原从青年学者变成了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三十年间，余华从先锋文学走向通俗文学，莫言拿了诺贝尔，默默无闻的金宇澄写出了惊艳四座的《繁花》，许多人从舞台退场，又有许多新人占领焦点，文学和这个时代一样，每一秒都发生着不可思议的变化。不过，有这样一套丛书，历经三十载，却依然保有着文学最初的魅力。
三十年前，三位学者用“漫说文化”四个字命名了这样一套囊括鲁迅、周作人到王安忆、贾平凹的佳作合集。三十年后的今天，这套丛书再次出版，值此机会，凤凰网文化与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相约燕园，在落花的时节共读华章。
在这场故交重聚的风沙龙上，三个人仿佛回到了意气风发的八十年代，回到了那些神聊的岁月，滔滔不绝，畅所欲言。钱理群坦诚真挚，回忆起上课时带着学生一起朗读的场景，两眼放光，像小孩子一样；黄子平睿智儒雅，三言两语间带我们回到曾经的文艺与浪漫；陈平原则严谨认真，满怀对文学与时代的忧思。从鲁迅到史铁生，从《新青年》到《读书》，在这个不读书的时代里，所幸我们还能一起聊聊“文学”。
凤凰网文化将对话内容整理成了文字，以飨读者，因篇幅较大，故分为三篇发布，以下是第二部分：
左起：徐鹏远（主持人）、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
八十年代重新意识到休闲的意义
陈平原：子平说话是逗趣的，说我最有文化，那是开玩笑的，主要基于一个判断：我是广东人，比较讲究吃的。到了北京以后，发现北京人真不讲究吃，尤其是三十年前北京的饭真难吃（笑）。老钱是整天考虑学问问题，不考虑吃饭，所以他永远是煮面条。我们在外面吃饭，我经常说这个菜好、那个菜不好，老钱都觉得很好。所以北京大学校园里流传一个笑话，说那个饭馆如果陈平原说好吃的，那就真好吃；如果钱理群说不好吃的，那就实在不好吃（笑）。这还不严重，后来有人延伸出去，因为老钱对学生比较宠爱，因此传说，陈平原叫好的学生是真的好学生，老钱说差的学生，那就是真差的学生（笑）。这是第一个补充。
第二个补充是，之所以做这个事情，原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后来成为作家的王小平，她让我编林语堂文集，我谢绝了，因为投入那么多时间，似乎不太值得。我对编专题文集有兴趣，出版社表示支持，真正做的时候责编是李昕，他后来当香港三联书店的总编辑，又成为北京三联书店的总编辑。李昕对这套书很有贡献，所以首先要感谢。老钱刚才说外部环境很不利，可人家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顶住了。你想，90年出版前五本，92年出版后五本，都给做成了，很不容易的。我觉得还是应该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胆识，包括像李昕这样的编辑。
刚才老钱说盗版，不太准确。事情是这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把版权卖给了香港，记得是香港勤加缘出版社，梁凤仪办的财经出版社，他们买了这个版权以后，首先选了《男男女女》，然后大动干戈，弄出一个我们都不认得的新书，我们赶紧制止，所以没有第二本。都怨我们没有经验，签合同时没说不能动。我们是转让了版权的，没想到他们做成这个样子。
第三个要补充的是，其实这套书最早的计划是，老钱因这方面最权威，他编四本，我编三本，黄子平编三本。但最后结果黄子平只编一本，因为他90年出国，后来变成我来编。《生生死死》《神神鬼鬼》如果是子平来编，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他只有一本《男男女女》，每回都告诉我，肯定是他的《男男女女》最好卖。我问了现在的出版人，果然如此。不过，不是他编的好，是因为书名好（笑）。
再接着我刚才的思路往下说，这套书开始重版，我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因编写时间较早，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文章没有收录。考虑到老钱、子平不可能再做下面的事情，选编八十年代以后到今天的好文章，按照这个思路续编，我带了12个已经毕业的博士分头做。选文时，突然发现一个问题，现在的好文章都比较长。三十年代的人是能写短文章的，而今天的人不会写短文章。以前的人会写短文，你可以理解为他们长话短说，擅长寸铁杀人，攻其一点不及其一，或者一个片断一个侧影就打住了。即使比较长的，也就是三四千字，一般一两千字就是一篇。这次选文，发现经常是上万字的论散文，五千字的散文已经算短了。而且，这些文章最大的特点是面面俱到，好像生怕别人攻击他不够全面似的。我感叹今天的人不会写短文，而五四到三十年代的作家，他们的美文、随笔、杂感、小品都很好，那个风气、那种状态下写的那些“小文”留下来了，今天反而难得，这是很让人惊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