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章良：科学争议可以谈，但不要谩骂
中国农业非常需要高新技术，但是争议让转基因技术严重滞后，这非常遗憾。
作为我国最早一批转基因科学家，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章良承受了太多的争议。尽管如此，他仍在为转基因积极奔走。“如果不抓住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农业发展，在未来粮食短缺时，我们将很难与跨国公司开展竞争。”
“中国2015年从美国、阿根廷、巴西三个国家进口了世界贸易量70%、超过8000万吨大豆。进口这么多，老百姓吃了十几年，却不允许抗除草剂、抗虫的大豆品种在中国种植。我们自己还在喷农药，喷除草剂。”陈章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如果我们继续进口，将来即使拿钱去国际市场买粮食，都可能买不到了。”
本刊记者就转基因等科学争议问题的科普现状专访了陈章良，他呼吁以科学为依据，理性讨论科学争论，不要攻击谩骂。
遗憾好技术没有得到推广
《瞭望东方周刊》：你为什么旗帜鲜明地支持转基因？你觉得转基因对农业生产的作用如何？
陈章良：我是国内最早一批做转基因的，上世纪80年代初，世界上第一棵转基因植物出现时，我留学美国华盛顿大学，参与了第一批转基因研究。
2013年，农业界的诺贝尔奖——世界粮食奖第一次授予转基因作物的三位开发者，表彰他们几乎同时在上世纪80年代将外源基因成功引入植物基因组，创造了转基因育种技术的条件。我当年留学，去的就是其中一位获奖者玛丽·戴尔·齐尔顿的实验室。
回国后，中国第一次批准了转基因作物大田实验的五个许可证，有三个给了我的实验室。
这些年我感觉，中国农业非常需要高新技术，但是争议使转基因技术严重滞后，这非常遗憾。
目前国内批准种植规模最大的转基因物种是棉花，占棉花总量的95%~98%。农民发现这些棉花能毒死棉铃虫，减少农药喷洒。
再有就是玉米。玉米生长过程中被绿色的叶片包着，有些玉米螟虫先吃最嫩的头部，然后钻进玉米内部，农药杀不死，而且还会使玉米被真菌黄曲霉感染，产生致癌的黄曲霉素。所以，如果不采用转基因技术，不光产量上不去，还可能危害人类健康。
第三个例子是水稻。水稻螟虫和稻飞虱，每年使我国水稻产量至少损失5%以上。虫子抗农药，用农药喷不死，还会造成米污染、水污染。
现在一些地方有农民偷偷种植转基因水稻，为什么？无论如何，应该正视这个技术。
《瞭望东方周刊》：西方国家有没有关于转基因的争议？欧美的转基因技术发展如何？
陈章良：美国在转基因刚刚面世时也吵得不可开交，跟我们一样。密西西比河边，我曾经在美国政府批准的全球第一块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土地上种转基因西红柿。当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小心到什么程度？种田时必须穿戴到膝盖的脚套和到上臂的手套，当天用完全部烧掉；种出来的西红柿不敢吃，拿来做安全试验，或者烧掉。
现在多年过去了，美国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EPA(美国环保署)、USDA(美国农业部)三个部门都在查，查完发现和普通西红柿一样，终于放心了。
别谩骂，别扣帽子
两名学生在北京大学听科普人员讲解“转基因鱼”的知识
《瞭望东方周刊》：转基因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争议？这种争议对中国的转基因产业发展造成了什么影响？
陈章良：我刚回国的时候做转基因研究挺顺，大田试验也很顺利，各项安全评估报告也努力在做。但突然间，国内开始大规模炒作，说转基因有问题。
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科普工作没跟上去，另一方面，舆论的偏向使得转基因问题特别敏感。
有些人编出谎言来欺骗中国老百姓，说美国人不吃转基因食品，骗中国人吃。我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美国百分之七八十的产品都含有转基因，披萨、饮料、蛋糕，谁敢说哪个不含转基因？
美国的转基因食品起初必须作出标识，保证老百姓的知情权。十来年后美国政府觉得没有问题了，将批准的转基因食品等同于一般的食品，所以宣布不用强制标识了。
我国很多科研人员辛辛苦苦从美国学成归来，希望让这个技术在中国开花结果，帮助中国农民增产增收，却引起很大争议。
我一直说别谩骂，别扣这么多帽子，科学争论是可以的，要以科学为依据，理性地讨论。
《瞭望东方周刊》：就目前这种情况，应该如何推广转基因技术？
陈章良：建议分三步走。首先，非食用的转基因，包括树、草、棉花等，国内先大规模做；第二步，像转基因大豆、玉米这些食品，能不能像国外一样，先做饲料给动物吃，等到大家熟悉了，觉得安全有保证了，第三步再全面放开。
科学家为何不敢发声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转基因，你还注意到哪些科学争议？
陈章良：主要有四个：PX项目(二甲苯化工项目)、垃圾焚烧、核电站，还有殡仪馆和火化厂。
《瞭望东方周刊》：对这些有争议的问题，科学家为何发声不多？
陈章良：我国的科学体制一直是重视科研、论文，对科普工作的评价体制显得相对较弱。中国有最高科学奖，但最高奖中却没有科普奖。所以很多科学家忙于自己研究，不愿做科普工作，也不太会用浅显的语言描述和解释科学问题。
另外一个原因，由于一些反对的力量大，科学家甚至会遭受言论攻击、人肉搜索，大家不想惹麻烦。
《瞭望东方周刊》：国外的科普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陈章良：美国的科普做得比较好。虽然没有硬性规定科普任务，但他们有科普传统，很多科学家愿意写科普文章，刊登在像《科学美国人》这样的杂志上，美国电影中也有很多科普内容。同时，一些机构会请社工到社区里讲一些流行病等热点科学问题。不少公司有专门的科普部门，向公众开放实验室，告诉他们自己到底在研究什么。
如果中国也开放实验室，老百姓看完之后可能就会好多了。转基因总是神秘的，大田试验高筑围墙，老百姓自然会感到好奇甚至紧张。这几年针对转基因食品安全，国家研究花的钱至少有4亿元，有转基因产品的安全评价报告，可很多人却根本没听说过。
美国、欧洲还有很多展览和公众教育，科学家可以和老百姓对话。老百姓提问很尖锐，但只要安下心来用科学的语言慢慢解释，老百姓还是听得懂的。
《瞭望东方周刊》：之所以产生科学争议问题，是否跟公民科学素质不高有关系？
陈章良：我们国民的科学素质还有待提高，特别是对负面信息还缺乏自觉理性的判断能力。科协这几年在科普工作上投入更多，比如，和新华网、百度、腾讯联合开展了科普中国项目，依靠网络、手机，及时解释公众关心的问题，全方位做科普工作。相信一切科学问题最终会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