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细心的读者，可以观察到我在写《能让我尊重的新闻媒体 已经不多了》之时，是专指一种媒体的：新闻媒体。
在中国，新闻媒体有特殊的含义。我文中所提及的成都商报和人民日报，都是正宗得不能再正宗的新闻媒体。
不过，在大众的普遍认知上，一些大型的机构媒体也是新闻媒体。这里面包括的确持有二级新闻牌照的几个门户网站（浪狐易腾讯），也包括一些很有名但未必有什么牌照的流量很大的媒体——通常，它们也是机构化作业的。
方可成在他最新的《刘强东案音视频：机构媒体的堕落与溃败》一文中，再次批判了机构媒体。在音频议题上，我同意他对南都的“堕落与溃败”的断言，但在视频这个议题上，机构媒体们是不是“堕落与溃败”，我仍有所保留。
不过，在这篇文章里，我并不想再仅讨论机构媒体或新闻媒体，而是想更进一步，探讨一下舆论的问题。
在今天这个被称为“人对人传播”的时代，舆论可不是单由机构媒体或新闻媒体所造就的。
我把结论先放在这里：悲观到近乎绝望。
二
媒体其实是一种过滤器。
或者你也可以称它为“信息的中间商”。
比如，方可成文章里所提及的电话音频，作为新闻媒体的南都，的确有责任去做一定的判断工作，并决定要不要公布以及怎么公布。这就是媒体作为过滤器或中间商的职能。
它能不能不去做审慎的判断工作呢？
当然也可以，好处是比较明显的，耸人听闻的东西、率先爆料的东西，总是有眼球的。但后果也很明显，就是遭到同业的批评。作为一家媒体的总编辑，无论ta心里怎么想，同业压力是有的。倒不是因为ta枉顾了媒体伦理，就会坐牢或什么具体的直接的物质损失，而是同业压力ta必须掂量。
其实媒体数量并不多。在中国的传统媒体鼎盛期，报纸也就两三千份，电视台频道、电台频率，各自也就三千上下的规模。杂志多一点，两到三万份。统共就这么点了。总编辑圈子，不大的。
更何况，媒体圈子的特点是，很多都是这个新闻学院那个新闻学院毕业的（当然也有不是新闻系毕业的），从业者也是这个媒体跳到那个媒体，兜来兜去，拐弯抹角的都有校友啦前同事啦之类的关系。在圈子里，你面子总是要的。
所以，这一节的小结论是：媒体伦理，在实际操作中，其实是靠群体压力成为操作性的。当然我不排除有一小部分人就是有情怀有道德。但我想说的是，单纯指望什么人是道德君子，其实是靠不住的。
三
老牌的机构媒体/新闻媒体，我们当然可以用同业压力来逼迫其回到正轨上。事实上，南都已经撤下了它的报道。
那么，号称月活350万之众的公号呢？还有各种平台上的各种号呢？
我很老实地告诉各位一句：都到了这个数量级了，哪里来什么同业压力。压根就不再是同一个圈子了。
人员也鱼龙混杂，真的是什么人都有。
钛媒体赵何娟在发出那篇充满情绪的战斗檄文之后，我个人并不赞同。但我看到过太多谩骂她的公号文章，有何伦理可言，简直就是触犯刑律的造谣与人身攻击。
但我不得不承认，无论是方可成，还是我，还是什么大学新闻传播学学者，已经越来越懒得说。
因为已经太多太滥，滥到你已无fuck可说。
说的人总希望被说的还有救：希望你改，我没白说。但这些江湖上的号们，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清楚地知道，拉开文章骂，真的有些白费口舌。
这一节的小结论就是：过滤器作为一个集体本身，也早已没有了过滤之能。
四
最要命的事是，人对人的传播。
一种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传播方式。
刘强东事件中，在私下聊天——比如点对点微信，比如群聊天，比如朋友圈发个圈——都会有些不着边际的猜测与阴谋论，也就是所谓吃瓜。
我扪心自问，如果我第一时间获得那个电话录音音频，我会不会在微信上去转给谁听听？完全可能。我承认我在网络社群里说话，绝不会像写公号那样主观上谨言慎行。
如果真的要求每个人在社交网络中做定向传播（也就是知道聊天对象是谁）时，都像媒体人的标准那样要求自己，那几乎就是在期盼神州遍地皆尧舜，压根不切实际。
事实上，媒体人自己，私下聊天时是最喜欢传播各种流言八卦的群体。他们本来就是社交网络上的活跃分子。
谣言治理的困难就在这里。
每一个普通人，总有ta知识的盲点——事实上，无知还远远大于有知，你让ta发条朋友圈，或者群里聊个天，都万事交叉求证三审三校，可能么？
在过去，任何一个自然人，哪怕是名人，没有媒体，ta的声量是很小的。而媒体基于同业压力其实会过滤这个人的声音。
在今天，不要说名人，普通人的声量都有可能很猛。一传十十传百，是跨越时间空间的。
而且，越是负面的东西，传播得越快。
当我们还义正辞严地痛骂机构媒体/新闻媒体，痛骂各种下三路的号们，面对这样一个人对人的传播环境，我们能说什么？
这一节的小结论就是：过滤器，没有了。
而人性，总有不堪的一面，总有恶趣味的一面。
五
前天，我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参加了一档广播节目《市民与社会》
这个节目有call in的部分。
一位女听众打进来一个电话，说了她的一个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