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战陕北（中国画）
石 鲁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每次到中国国家博物馆，我几乎都要去看看《转战陕北》。我被那幅不大的历史画深深地吸引着。阔笔大墨的墚塬，如群峰屹立于眼前，震撼心灵并给人以崇高之感。左下方施以大块重色，九十度般的折转，稳重、有力，令人顿悟壮美。毛泽东雕塑般雄立于众山之中，令人高山仰止，心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慨。背影的处理将观者的视线引向苍茫浩渺的远方，使人回味无穷。它是一幅画，又仿佛是首史诗，一首令人荡气回肠的壮美史诗。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在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失败后，改为向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为了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毛泽东做出了“主动撤离延安”的战略决策，开启转战陕北的伟大征程。在沟壑纵横的陕北高原，依靠优越的群众基础和有利地形，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着西北和全国各个战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行动，极大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必胜信念。1948年4月21日，延安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在望，这预示着新中国的诞生！整整71年过去了，在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日子里，再次重温这段艰苦卓绝的光辉历程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创作，可以进一步弘扬延安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峥嵘岁月造就艺术经典。1959年初，石鲁接受中央革命博物馆邀请，赴京从事革命历史画《转战陕北》的创作，这是任务，是一种命题画，但对石鲁来讲，却发自沸腾的心源。
1939年，20岁的石鲁履蜀道，奔延安，在宝塔山下生活近10年，并曾参加转战陕北的战斗。他走过那些沟沟壑壑，体会过游击战的机智，可以说此画的创作构思正源于这亲身体验。于是，这被动的命题，转换为主动的抒发，激起发自心源的创作冲动，这画便成为言志、言情的载体。因此，他果断放弃了当时颇为流行的情节性叙事方式，而是以一个背侧面眺望远山的造型，将毛泽东的形象与陕北高原融为一体，给人留下无尽的想象。他没有画千军万马，千军万马在画外，在军事家的运筹帷幄之中。必胜的信念，也不在战斗的场面过程中，而含蓄在毛泽东如磐石一般的造型之中。深知艺术规律的石鲁，在叙事与抒情之间选择了抒情，在多与少之间选择了少，在露与藏之间选择了藏。这便是以一当十，以少胜多。仿佛是用游击战的战术揭示这场游击战争的灵魂，于是这形象愈少而韵味愈多，造型便融入了诗的思维，给人留下精神的震撼。石鲁当时称此为“间接表现”与“容量的探索”。当然，他更重情，诚如其人，“情之所至，金石为开。情之所钟，可以惊天地而动鬼神”。此正堪谓壮美诗情。
富有诗情，胸有成竹，腕下生风，石鲁仅3个月即绘就《转战陕北》，笔墨雄放，若一气呵成。时年40岁的石鲁正走向成熟。上世纪50年代的石鲁，不再是40年代延安土台子戏的布景师，也不再是埋头创作木刻版画的文艺战士，他恢复了因战争中断了十余年的中国画创作，并从工谨的、类如水彩画或小写意的画风，快步跨向纵笔写意阶段。这一阶段正是整个中国画坛批判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在推陈出新之路上升华艺术质量的时代。青年石鲁“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将文人画的修养与笔墨融化为新语新体。1957年，他创作的电影剧本《暴风雨中的雄鹰》拍摄完成，1958年于《美术研究》发表《为什么要继承与发展民族优秀传统》。在他面前，正迎来理论与实践、文学与绘画的收获期。他延续了1954年《古长城外》间接表现主题的艺术思维，以《转战陕北》为代表，由写实向意象转换，由叙事向精神性表现升华，他漫步在艺术的黄土高原上，正从这高原走向高峰。
继《转战陕北》之后，1960—1961两年间，他创作的《高原放牧》《东方欲晓》《南泥湾途中》《赤岩映碧流》等一系列精品陆续问世。这是一批富有诗情和寓意的新山水，石鲁以雄厚有力的独家笔墨，解决了如何以中国画语言表现黄土高原的课题。其中《转战陕北》是一幅历史画，也可以称为人物山水画，中国的人物画和山水画往往巧妙地组合在一起，此画亦如是。大片的高原景色，甚至也可以当作山水画来欣赏，并且借用山水画的高远之势，为此画奠定了壮美的基调。从艺术思维角度而言，石鲁主张以神写形，以神造型，把山当人来画。因此，才有了将领袖形象与黄土高原熔铸为一体的造型，有了将“大风吹宇宙”般阳刚浪漫的气宇融入笔墨的同构性，也因之令人思味“天人合一”的哲学是怎样渗入了中国画的思维与笔墨之中。从此，石鲁“成家立业”，独特风格形成，长安画派在全国打响。《转战陕北》则是石鲁高峰期的第一件经典之作，是长安画派创造精神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