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古装剧时，大家常常会注意到上朝地点的大臣们手里端着一块“板子”，瘦长，尖顶。这块板就是笏板。这个东西在哪能看到实物呢？广州博物馆中就有一件。
广博的这件象牙朝笏，是明代南京工部尚书陈绍儒的旧物。关于他，让我们听听副研究馆员陈鸿钧怎么说。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先有干才曾祖后有岭南三忠
首先来看看文物信息：
象牙朝笏，长53厘米，宽6-7.5厘米、厚0.4-0.6厘米，长条式弧形象牙板，上窄而薄，下渐宽厚，光泽圆润，左下侧内刻楷书“南京工部尚书臣陈绍儒”10字。字迹清晰。它是1954年南海沙贝村农会捐赠给广州博物馆的。
陈鸿钧介绍，陈绍儒是岭南名士，清初岭南三忠之一陈子壮的曾祖父，家居南海县黄歧堡泌冲沙凤村(今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沙贝)。不过他在作为官方正史的《明史》中无传，在《张居正传》中有提及，说他因为反对张居正新政而遭排兑。《陈氏宗谱》(光绪十四年版)对他倒是有比较详细的记录：“陈绍儒，南海黄歧堡沙冲沙凤村人。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湖广按察司副使……补四川参政，转四川按察使，升广西右布政使，补云南左布政使、顺天府尹，调太常寺卿，累官南京工部尚书。绍儒明习财计，任内督理钱粮，能诘发混窃奸宄，革除仓库积弊，议复漕运例限，节省京边冗费20余万两。在湖广副使任内，修筑老龙诸堤以防水患，捐俸赈济饥民，存活万余人，襄樊人因而立碑纪其事。退归后，淡泊自守，深究经理，文尚史汉，诗宗少陵，著有《大司空遗稿》10卷。”
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得知，陈绍儒是个理财高手，而且对于整治贪官污吏毫不留情，同时还是个爱护百姓的好官，曾经把自己的俸禄捐出来赈济饥民，救活了不少人。他也是杜甫的粉丝，写文章的风格类似《史记》《汉书》。
陈鸿钧指出，《陈氏族谱》还说陈绍儒是汉末江南名士、豫章太守陈蕃之嫡裔。王勃《滕王阁序》有“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之名句，说是陈蕃清高，一般人物皆不入眼，只对隐士、学者徐孺特别青睐。陈蕃特地打制了一张木榻，平时一直悬挂在墙上，只有徐孺来访才放下来，两人在榻上品酒畅谈，纵论天下。所以南昌徐家坊的古地名也叫悬榻里。事隔1400多年后，陈绍儒出任南昌知府，到任后即拜访了北沥徐村的徐氏族人，冀续陈、徐相好之往事。
不同级别的官员用不同的笏
笏板的学名是朝笏，又叫手板、朝板，是朝见帝王的必见之物。陈鸿钧介绍，笏出现的年代应早于春秋时期，估计在商周时期已有使用，后续至各朝代，明末清初逐渐废除。《礼记·玉藻》有数处记载“笏”，比如：“笏，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大夫以鱼须文竹，士竹。本，象可也。”“凡有指画于君前，用笏；造受命于君前，则书于笏。笏，毕用也，因饰焉。”“史进象笏，书思对命。郑玄注：书之于笏，为失忘也。”这说明笏本来是官员拿在手里当记录本用的，怕把君臣之间议事所说的重要事情忘了，后来渐渐演变出礼仪和装饰的功能。
陈鸿钧介绍，唐武德四年(621年)以后，规定五品以上官员才能执象笏，六品以下官员执竹、木笏，形状也有规定：三品以上的笏，前拙后直；五品以上，前拙后屈，后又改为上圆下方。明代规定五品官员执象笏，六品以下执木笏。陈绍儒作为南京工部尚书，属于二品官员，拿象牙笏是合乎礼制的。
那工部尚书前面为什么要加“南京”二字呢？陈鸿钧解释：“永乐帝朱棣(1403-1424年)迁都前，曾置行在六部，设尚书。迁都后官署北移不称行在，原南京官署加‘南京’二字，亦置尚书一人，秩同北京。”也就是说“南京工部尚书”的级别，其实和在当时国都北京的“工部尚书”是一样的。
陈绍儒来过镇海楼，曾赋《夜宿五层楼》七律二首。陈鸿钧说，生前登楼赋豪诗，死后朝笏镇雄楼，亦算作一则趣闻奇缘。
关于笏，陈鸿钧还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古代的官服没有袋，于是便将笏直接插在腰带上，叫“搢笏”。唐玄宗时，张九龄为相，因年老体迈，搢笏于腰带后，跨上马很困难，便找人裁制了一个放板笏的布袋，称“笏囊”，让随从拿着，跟着他上朝。要说这位出身岭南的名相“带货”能力还是很强的。很快“笏囊”就在长安流行起来，而且“百僚则各有笏囊，亲吏执之”。有没有贴身随从帮着拿笏囊，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官员的身份和职位的高低。这大概跟古代读书人上京赶考，总免不了要带个书童一样。
满床笏崔义玄与郭子仪的误会
